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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eilNuméros42Hors-dossier发生在海地的强奸

Texte intégral

强奸是一种引发生存危机的事件,它对个人生活、共同生活和互联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造成心理、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即使在几年之后,大多数被强奸的妇女仍然对这一事件有着创伤性的记忆。强奸对改变女性身份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本文的目的有三方面:研究强奸对受害者身份的影响;描述受害者在强奸期间和之后的感受;了解受害者如何克服强奸的创伤。

强奸,女性,创伤,身份,感受,生存危机

引 言

1“海地”一词来自印度安语Ayiti,意思是“高地,高地”,就像海地的克里奥尔语中的一个谚语说的:“山后面还有山。”海地位于大安的列斯群岛,人口约为1050万,其中80%至85%为非洲裔,15%至20%为混血儿或欧洲裔。它有两种官方语言——法语(自1804年独立至今)和克里奥尔语(1987年被列为官方语言)。它的宗教信仰包括耶和华见证人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新教、伏都教等等。

2在这种多元的文化中,关于性暴力的官方统计数据并不存在1。由于心理、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障碍,揭发性暴力的文化难以得到发展,很难知道有多少妇女是强奸的受害者。然而,众所周知,2004年前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下台,2010年1月12日的大地震造成数千人死亡和无家可归,在此之后,海地的强奸受害者人数有所增加。强奸的频率不仅与赤贫文盲妇女的社会、经济、心理和空间的脆弱性有关,也与海地司法系统的缺陷有关,因为它事实上阻止了受害者提出控诉。由于传统文化倾向于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强奸仍然是海地社会的一种痼疾。在大男子主义文化的影响下,警方倾向于批判受害者,这阻碍了受害者通过司法程序维权。2005年7月6日,将强奸定义为犯罪的法令开始实施,然而,性犯罪者仍很容易逃脱。在一项2014年开展的调查中,许多协会负责人表示这些人可以贿赂法官,以使受害者的档案被删除。

3一般来说,来自上层或特权阶层的强奸犯不会被监禁。这有几个原因:(1)他们可以收买法官,并雇用律师;(2)他们可以提前收买受害者及其亲属,换取他们保持沉默;(3)如果受害人控告他们,他们就会拿钱给受害人,让受害人沉默,放弃诉讼;(4)根据一个协会从受害人处收集的讲述,害怕被枪杀使得她们不敢告发那些实施了强奸的富人或拥有权力的男人;(5)那些富有的罪犯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使得他们容易免于强奸之后的法律追责;(6)相对于贫穷的受害人而言,富有的强奸犯更容易得到同样富有的受害人的包庇,因为对耻辱和谴责的恐惧使得高地位阶层的妇女不敢控告强奸犯。相比之下,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文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的顾忌比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受过教育或富有的女性要少一些。

4强奸是一种引起“精神骚动”的事件(Ferenczi,1934),是一种生存危机,对个人生活、共同生活和互联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造成精神、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即使在几年之后,大多数被强奸的妇女仍然对这一事件有着创伤性的记忆。强奸毋庸置疑会腐蚀女性的身份认同。一些被强奸的妇女求助于协会和教会,以便获得自我和解与自我重建。拥有一个新的个人身份是一个重建和重生的过程。在这里,身份被定义为“一系列与自己相关的,有组织的情感、象征、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计划”(Malewska-Peyre,1985)。对许多强奸受害者来说,宗教是发展一种新的认同和治愈过程的土壤。协会和宗教是一个临床治疗的场域,是一个健康团结的网络。

5无论是在自己的文化中,还是在东道国(外国)文化中,一个人总是面临着一个双重过程:为自己而死,以获得新的身份。这是一个死亡/重生的初始过程(Eliade,1959;Van Gennep, 1981),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死亡/重生的过程从出生开始,一直持续到死亡。在强奸等多重创伤事件中,正是这一过程会影响身份认同的动态变化,使人能够赋予自己存在的意义,或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强奸对女性受害者的身份有什么影响?受害者在强奸期间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一个女人是如何克服强奸的创伤的?

1. 研究方法

62013年至2014年,我们采访了总部位于Port-au-Prince的海地协会KOFAVIV(Komisyon Fanm Viktim pou Viktim,女性受害者互助协会)的30名强奸受害者。这些强奸的受害者年龄在20岁至60岁之间,其中大多数是被陌生人侵犯。2这些文盲或半文盲妇女的商业活动是非正规经济的一部分(她们是街头小贩、流动商贩等)。与另外一些年龄在5岁至19岁之间的家庭强奸受害者相比,她们更倾向于谴责施虐者。当我们第一次见到那些19岁的受害者时,她们正在完成大学本科学业。

7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强奸对这些妇女生活造成的心理影响。我们使用非指向性访谈的方法来收集与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社会人口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数据。访谈平均持续70分钟,在协会提供给我们的房间里进行。为了分析的目的,访谈内容完整记录在此。3

82017年1月,我们对Port-de-Paix(西北省)民事监狱的20名囚犯进行了访谈调查,以拓展我们对性犯罪的理解。4牢房内缺乏个人隐私是收集有关强奸的高质量信息的主要障碍。大多数强奸犯,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强奸犯,要么否认个人或集体强奸,要么只同意隐晦地谈论。相比之下,年轻的强奸犯毫不犹豫地提供了相对丰富的数据。与2014年我们在Port-au-Prince遇到的强奸受害者不同,Port-de-Paix的强奸犯与我们会面时的谈话短暂仓促。5他们所讲述内容比较贫乏,一方面可能因为害怕在牢房中被谴责和歧视(一个男人一旦当着其他囚犯的面承认自己强奸,他就会被称为“kadejakè”,这是克里奥尔语的一个贬义词,意为“强奸女人的人”),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害怕自己不能重新融入社会,还可能受他们的自我保护机制的影响。

9为了对强奸受害者的访谈进行横断面分析,我们使用了内容分析法(Bardin,1993)。从实证数据(假设—归纳分析法)中提取出几大范畴,通过归纳抽象浓缩出受害者话语中语义上重复或突出的内容。为保证研究对象匿名,下文的人名全部使用假名。

2. 理论背景

10我们试图通过Van Gennep(1981)过渡仪式理论的视角来看待强奸。强奸的经历有三个阶段:分离、边缘和融合,每个阶段都有特有的情感、认知和行为。为了弥补这一理论对理解强奸的心理方面所作贡献的局限性,我们参考了一些社会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法语和英语著作。

3. 研究结果

3.1 强奸受害者的心理演变

11与经典的过渡仪式一样,强奸受害者的心理演变是一种三重结构6:分离、边缘和融合。

3.1.1 分离

12遭到强奸后,女性被迫获得“被强奸过的女性”这一身份认同,从原本“未被强奸过的女性”这一身份中脱离出来。她们再也不能回到从前了。她们与未被强奸的正常女性的身份分离是不可逆的(大多数女性受害者通常将自己定义为不正常的人)。

3.1.2 边缘期

13在强奸之后,女性通常会自我封闭几天或几个月。边缘阶段可以用强奸的生理、社会、经济和心理后果来解释7,这些后果可能同时发生。被强暴的女性往往呆在家里,因为她害怕被视为受害者,害怕遇见强奸她的人,因为她的钱和东西都被抢走了,因为她因身体遭受的暴力而痛苦,需要恢复自己,因为她感到内疚,决定退出当下的社会(Barrois,1988),因为她感到羞愧等等。在边缘时期,一些受害者试图理解她们所经历的混乱事件。与之相反,另一些人则不愿照顾自己8,不愿参与社会活动,也不愿帮助他人(经历自我照顾和关爱的道德危机)。边缘时期的特点是与社会和世界的联系的短暂丧失。这是因为强奸行为将受害者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使她们原本较大的自我坍缩成了一个更小的自我。强奸行为对她们的归属感、团结感,以及她们对一致性和时间连续性的感知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Mucchielli,1994)。

3.1.3 融合阶段

14被强奸的妇女并不总是过着隐居的生活。隐居期是暂时的。9一些妇女通过协会、教堂、亲戚、朋友等加入社区。一些天真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想帮助一些受害者进入自我重建的过程。然而,他们对受害者的建议往往阻碍了揭发强奸文化的发展(为了淡化强奸,在受害者描述了自己的地狱般的经历后,他们经常告诉受害者:“这是当今的大趋势。”)。因此,他们鼓励她们发展一种顺从的文化。

15那些没有因为强奸而在心理上过度受损的女性有机会重新融入她们的社会-语言-认知社群。10事实上,她们离不开别人的帮助。社团有助于缩短边缘期,帮助受害者进入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鼓励她们举报强奸(走出沉默的坟墓),测试传染病和性病,参加培训(我们认为这是预防强奸的辅助教育)。

16Edith Philistin是KOFAVIV协会的护士、培训师、实验室技术员和项目协调员。顾名思义,这个协会是由遭受强奸的妇女建立的。协会帮助许多被强奸的妇女在医疗、社会(保健、住房援助)、经济和心理方面重建自己。Edith讲述了这个协会的使命:“在介绍KOFAVIV的活动之前,我必须告诉你,我是这个协会的护士兼实验室技术员兼培训师。我负责强奸受害者的培训。我通常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开展培训。我在Martisant、Cite Soleil、Gran Ravin做提高女性的认识的宣传工作。有时我去Jacmel做同样的工作。我也是KOFAVIV的助理和项目协调员。KOFAVIV的使命有三个方面:预防、支持和倡导。”

17Edith谈到:“当一名女性强奸受害者来找我们时,心理学家会帮她振作起来。受害者没有被抛弃。我们每个星期六都给她们上课。受害者有权谈论任何事情。如果有什么困扰着她们,她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我们帮助她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她们接受性传播疾病、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培训。在培训期间,受害者可以自由地说任何她们想说的话,因为这是一个就强奸问题进行交流的机会。所有参与者都是强奸受害者,对交流强奸不感到尴尬。鼓励受害者谈论她们经受的强奸是不容易的。以前没有赞助商,我们只能利用简陋的条件。由于该协会还不为人知,我们只能去寻访受害者。我们去到某些地区调查强奸妇女的情况。她们中的一些人拒绝讲述她们被强奸的故事。通过KOFAVIV在地区和社区开展的宣传工作,受害者学会了打破沉默。自2004年以来,我一直参与这些宣传工作。”

3.2 强奸引起的情感

18对我们的访谈的分析使我们能够确定我们所遇到的遭受强奸或轮奸的妇女的各种感受。我们将在此做简要介绍。这是对数十起强奸案研究的总结。

3.2.1 毁灭的感觉

19强奸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暴力行为,因为它伤害了受害者,破坏了她们的身份认同。无论强奸是如何实施的,强奸都是一次直面死亡的遭遇。在许多女性的性生活中,这是一个创伤和血腥的事件。一般来说,陌生人强奸的特征是打脸、咬人、勒死(或试图勒死)、拔头发、抓指甲、用脏话咒骂、打耳光、手持枪支或刀具威胁等。强奸犯否认“两性关系的仪式中女人作为一个自由主体的尊严”(Jeffrey,2003),其行为就像一个人无法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完成诱惑和同意仪式,从而采取暴力手段。侵犯者的目标在符号或身体上摧毁受害者。Sibony(1995)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施虐者的目的是打破另一个人,突破其界限,摧毁她。”此外,当施虐者援引法律时,他认同一种不对边界加以限制的律令,即极权主义的律令。强奸造成了一个“本体的裂缝”(Mounier,1946),代表了受害者的世界末日。她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不存在了,却又不得不面对为生活赋予意义的挑战,因此会表现出侵略和自我侵略行为。Sibony(1995)将强奸定义为“一场性灾难,表明当幻想不再存在,言语不再有价值时,施暴者便开始行动”。

20所有的强奸都有中断功能,即使性犯罪者和受害者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有些强奸类似于酷刑。通过拒绝打破沉默,处于被碾碎状态的受害者无意识地或不自觉地服从侵犯者的极权主义律令。在强奸期间和之后,她们会有暂时的中断感。强奸是一种破坏受害者的存在感、自信心、价值感和身份认同的事件。

21我们还将在后面继续讨论的Aurélie谈到她遭到的轮奸对她的人性的影响:“有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人。我在努力使自己坚强起来。当我在精神上重新经历这一事件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人了。我觉得我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我不属于社会。”

22一些强奸受害者面临着所谓的“主体性危机”,因为她们觉得自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采取行动,无法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路径。危机的严重程度因受害者而异。强奸是导致受害者身份出现严重混乱的事件。个人身份可以理解为“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人,有着独特的历史,与他人不同。它是与自我相关的知识和信念的综合集合,是个体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让人感到行为、认知和情感上的稳定一致性。它还可以帮助个体定位自我与他人的关系。”(Guichard and Huteau,2007)

3.2.2 本体的不安全感

23我们遇到的所有女性在强奸后都有一种本体的不安全感。这种感觉表现为害怕被施虐者报复,害怕被认为是强奸的受害者(被贴标签),害怕再次被强奸。最后两种恐惧可以从象征或想象的角度来理解:“起初,受害者臆想遇到的人都知道她们的不堪经历,这对她们构成了又一次侵犯,一次想象层面的侵犯。她们采取一种断绝所有人际关系的解决方案。她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但仍然认为电视和它传播的图像也会造成侵犯。”(Lopez and Filizzola,1993)。

24对被强奸犯殴打或杀害的恐惧是举报和起诉强奸的障碍,除非受害者能够克服这种恐惧。Corinne2011年在Christ-Roi的一个帐篷下被四名男子强奸(值得一提的是,她10岁的女儿在同一天被五个男人强奸),由于害怕遇到强奸犯,她打消了控诉强奸犯的念头:“我没有控诉强奸犯,因为我害怕遇到强奸犯。我没有伴侣。”

25强奸是生活中的意外。强奸受害者与消极情绪(存在的不确定性、迷失方向、内疚、羞耻、空虚、自卑等)作斗争。但她们也和恐惧情绪作斗争:害怕被视为强奸的受害者,害怕感染艾滋病毒,害怕男性,害怕性,害怕被强奸犯再次遇到甚至被杀害,害怕走出家门,害怕无法满足性伴侣,害怕晚上出门,害怕再次被强奸,害怕被人侮辱,害怕怀孕,害怕被爱,等等。

3.2.3 死亡迫在眉睫的感觉

26在强奸之前、期间或之后,一些妇女受到严重的死亡威胁。事实上,许多强奸都是在枪支的威胁下发生的。妇女不仅害怕侵犯本身,而且害怕强奸犯的话语。强奸会让受害者亲身感受死亡(Jankelevitch,1966)。强奸发生时,一些妇女失去了知觉。许多强奸受害者忘记了创伤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对妇女的身体暴力会使她失去知觉。正如戴着兜帽或黑色面具所表明的那样,害怕被受害者认出或识别是性侵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不人道的、象征死亡的手段(死亡威胁,身体、心理和精神暴力,破坏受害者的精神防线)的原因之一。强奸的时刻是地狱般的时刻。这是受害者的末日。一些被强奸的妇女形成了一种消极的世界观(世界是不公平的),表现为复仇和脆弱的综合症。

27Philomène害怕在强奸中被杀。她说:“我以为他们会在对我犯下罪行后杀了我。我知道我的疯狂反应不会让他们可怜我。这些人是无情的。他们带我去了一所房子。他们用枪对准我。其中一个粗暴地对待我。他们撕破了我的衣服。我有一种感觉:我要死了。我告诉他们:‘我有两个孩子。如果你杀了我,他们会哭的。你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没有人帮助我。我没有得到任何帮助。’那个制服了我的人又痛揍了我一顿。另一个人用枪指着我说:‘我要你闭嘴。我们要杀了你。’”Paulette谈到了她的地狱般的经历:“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事件,因为它是意想不到的。你明白吗?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完全失去感觉了。他们太恶毒了。最糟糕的是,他们就当着我儿子和其他孩子面前强奸我。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3.2.4 无助感

28在强奸期间和之后,许多妇女似乎确信自己是低人一等的或无助的。强奸可能是为了贬低妇女。我们遇到的女性因为害怕被杀而没有抵抗性侵犯者。许多海地妇女的自卑感与社会、家庭和宗教文化有关(社会、家庭和宗教鼓励妇女服从男子的意愿)。至今仍然有一些女性认为自己的身体比男性弱。女性被认为是性物品,或者是男性捕食者轻而易举的猎物。强奸是一种性侵犯,是一些男性控制女性的一种手段。11

29Philomène住在Piste的一个帐篷里。2012年7月30日,她在结束狂欢节回家时被三名男子用枪威胁,并遭到强奸。事件发生时她29岁。“当我到家时,”她说,“强奸犯让我躺在地上。我哭了。我对他们说:‘请不要伤害我,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对我说:‘闭嘴。我要和你上床。’然后他说:‘脱掉你的衣服。’我心里想着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其中一个试图撕破我的衣服,另一个人脱掉了我的裤子。我不得不服从他们。当我完全被制服以后,其中一个人侵犯了我。当他野蛮地强奸我的时候,另一个强奸犯在门口望风,并对同伙说:‘搞快点。轮到我了。’”

30一些男性为了维护男性身份或生殖器权力强奸女性。要么他们很难容忍那些不想被调戏的女人,要么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追求女人。所以他们侵犯她们是为了确认他们的男子气概或力量。他们参与轮奸。他们的自尊水平很低。他们认为女人应当服从男人。根据一些受害者的证词,一些强奸是由警察实施的。警察本应确保难民营的安全,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变成了性侵犯者。

312010年1月12日地震发生后,51岁的Paulette在一个脏乱的难民营被一名警察强奸,当时那个警察有两个同伙。她说:“2010年1月12日大地震后我被强奸了。那时候每个人都陷入了困境。没有房子了。每个人都在街上。全世界都知道地震的事。我们住到了营地里。我住在Delmas 30和Delmas 32之间的Akra营地。我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我姐姐的。这个营地里有很多人。如果我们想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我们根本不该住到那里。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我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女人。在我的社区里,每个人对我的理解都不一样。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会说‘你好’;当我回家时,我会说‘你好’,不多说别的,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的行为会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邻居们说:‘我们想知道这个女人在做什么。她很优雅。她不和任何人说话。她从来没有空闲时间。你不会看到她在阳台上和别人开玩笑。然而,她养育了三个男孩。’我从来没空应付跟我搭话的人。晚上有警队巡逻,但这些警察却成了施暴者。你能理解吗?如果他们看到你是一个不跟任何人说话的女人,一个好女人,如果他们想强奸你家里的一个女孩,他们不会选择跟这些女人搭话,而是直接在晚上强奸她们。这些警察变成了暴徒。”

322012年,Amélia被轮奸。事件发生时她32岁。据她说,强奸是由她的一名追求者策划的,那个人决定打破诱惑游戏的界限。强奸是在9毫米口径手枪的威胁下十分暴力地进行的。强奸犯试图在强奸后杀死她。她住在Aviation的一个营地。在采访中,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说:“一位先生向我献殷勤,我没有答应他。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撩拨你,你却不搭理我。’我无动于衷。我知道他说的对。不管他怎么勾引我,我都坚决拒绝了。一天,大约午夜时分,他闯入我的营地。他猛击帐篷,我以为天已经亮了。我以为是一个孩子在做这件事。出乎意料的是,我被五个人侵犯了。他们野蛮地拦住我,把我带到那个勾引我的人等我的地方。一种力量驱使我抓住其中一个人的内衣。另一个男人对他说:‘她敢抓住你衣服,把你的衣服撕了,在帐篷里开枪打死她。’另一个强奸犯回答:‘别杀她,把她带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们把我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我不是走过去的,而是在地上滚过去的。他们拖着我,给了我一枪,打伤了我。我的头裂开了。我心想:‘我死了。’我没有说别的。当我到达那里时,那五个人强奸了我。他们把我放在一堵墙的顶上,想向我开枪。其中一个问另外一个:‘你的匕首在哪里?’他回答:‘我没有拿走。我去找找。’一位听到我们谈话的路人去找白人(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强奸犯们看到这些人就逃跑了。然后我像狗一样跳进了一条肮脏的沟里。”

3.2.5 成为性物品的感觉

33强奸剥夺了性的亲密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女性在个人或集体强奸后不能有正常的性关系。强奸对受害者的性功能有严重影响。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决定彻底结束她们的性生活。在她们看来,人类的性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可怕的行为。这些女性不再把自己定义为性的主体。

342014年5月,20岁的小贩Claudine在一个名为Boniman的营地被强奸。2014年9月,她在第二次被强奸后怀孕。她决定不再过性生活,因为她担心这会增加她的心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痛苦。她说:“被强奸后,我很少有做爱的欲望。我终于明白,我所处的情况是男人造成的。如果我在怀孕期间跟了一个男人,他不会和我在一起很久。他可能和我上床后就走了。他这样做是借口他不是孩子的父亲。这样做只会增加我的悲惨或痛苦。我更愿意和我的孩子住在一起,虽然会受苦(我每天都在睡觉,不吃不喝,起床时没有希望)。上帝还没有可怜我。”

352012年4月3日,Aurélie在Gérald Bataille的一个难民营遭到轮奸。她母亲已去世,父亲成天无所事事。被强奸后,她抑制性欲,因为她认为想做爱是可耻的。她希望她的性欲望的火苗能完全熄灭。她认为在强奸之前她还有正常的性行为。她的情人认为她不爱他。他发现了她的性功能障碍。他不知道她曾遭到强奸。她对他表现出一种她并不总是意识到的奇怪行为。她说:“现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个男人。我不把他当成最亲爱的人,因为他有妻子和孩子。他结婚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他可能爱我。他帮助我,我接受他的帮助。我们做爱,但我没有做爱的感觉。他经常说:‘Aurélie,你有问题,你不爱我,而我却疯狂地爱你。’他没有猜想到我面临的真正问题。我说:‘我对你怎么了?’有时我表现出我没有意识到的行为。是他告诉我我在做这样那样的事。我说,‘这是真的吗?’我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他不知道它们和我遭到的强奸有关。”

3.2.6 自我疏远社会

36在强奸事件发生后,一些妇女在社会中会感到不自在。她们把自己排除在某些社会和文化实践之外,在她们的家(保护伞)中呆上几天或几个月。这一自我疏远期与经典过渡仪式的边缘阶段相似(VanGennep,1981)。

37由于施暴者存在,Claudine被迫呆在家里。她说:“我觉得他们是一群匪徒,因为他们在离开之前告诉我:‘我敢打赌你不会离开你的家。你在和‘基地’12打交道。我已经三天没能离开家了。我被四个蒙面男人强奸了。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可能认识我。他们整天都在营地里。我在家里躲了三天避难。”

38Josette是一个面包商人,曾经住在Christ-Roi的一个帐篷里。她出生于1957年,2011年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强奸,当时是早上,她在她住的帐篷附近被强奸犯拿着武器威胁。强奸发生后,她决定呆在家里一段时间。她说:“被强奸之后,我不想活了。我不想过性生活,可是却被强奸了。我被迫做爱。那时我感觉一点也不舒服。我不再上街了。我不再卖面包了”

3.2.7 本体的变化

39我们遇到的强奸受害者都说强奸是一件难以忘却的事情。她们形成了创伤性人格(Crocq,1997,1999)。她们遭受的强奸引发了所谓的“跨时间认同危机”(跨时间认同是对永恒自我的感知,或对时间和空间永恒性的感知),因为受害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回归自我了。正如她们所说,你可以接受强奸这一事实,但你不能忘记这件事。强奸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改变了受害者,迫使她们处于被贬低的地位。虽然在此之前,大多数妇女都有自愿的性行为,但她们被迫成为被强奸或被剥夺贞操的妇女(其中一些人以前从未有过性行为)。强奸导致一些受害者通过改变性取向(凯涅厄斯化现象13)或认同攻击者来否认自己属于女性世界。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她们在被强奸前后两种状态之间穿梭。她们失去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自我。强奸是一种侵犯人的尊严、人的主体或人的存在的罪行。在那些被强奸犯野蛮地夺去贞操的受害者(她们当时是处女)当中,强奸可能导致两种类型的幻想(Deutsch,1994):单性生殖的幻想(无需借助男性就能生育)和卖淫的幻想(自我羞辱,自我贬低)。许多妓女都曾遭受过强奸。单性生殖的幻想可能与性爱恐惧症和对潜在侵犯者的恐惧有关。Caillois(1988)认为,强奸能对某种“神圣的凝聚力”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力量的作用如下:“它通过维持世俗世界的凝聚、统一和时限,使世俗世界得以存续。它是维持稳定性、连续性和恒久性的原因;它也是对生命加以调节的原则,一种利于协调和静止的原则,一种防止生命走向死亡的重力。”

40在当下,强奸被许多受害者视为存在的威胁,因为强奸严重侵犯了自我保护,或者说侵犯了身体作为一种具有意义和价值的象征性结构(Sullivan,Landau,Kay,2012)。它强化了一种信念,即好人身上才发生好事,坏人身上才发生坏事。(Lerner,1987,1998)。

412012年一天晚上9点半到10点之间,Carole在Acacia(Christi-Roi)被轮奸。当时她39岁,是个卖烤香肠的小贩。她正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被四个陌生人包围并强奸。他们把她带到一个倒塌废弃的房子里。她大喊大叫,试图吓退他们。暴徒对她拳打脚踢。她遭受的强奸改变了她作为人的身份认同。她觉得自己不再是正常人。她说:“自从我被强奸以来,我就觉得自己不再正常。我会吃药,有时也吃一些草药,试图再次成为一个正常的女人。我一直为强奸感到痛苦。”

3.2.8 复仇的欲望

42有些妇女一年被同一名罪犯强奸好几次。强奸犯成瘾、强迫性的性行为与他们无法摆脱强奸的快感有关。他们的大多数受害者都有复仇的强烈欲望。这不仅是由于缺乏对妇女的赔偿程序,而且是由于性犯罪者逍遥法外的气氛。复仇的感觉是由一种不公正的感觉产生的,这种不公正的感觉可以用她们对一个公正世界的信念的丧失来解释(Brems and Wagner,1994;Hafer and Begue,2005)。

432012年8月10日凌晨1点左右,Rosemana(21岁,一名4岁男孩的母亲)在Chancerelle医院附近的Jean-Marie Vincent的帐篷下被强奸。她和嫂子住在帐篷里。一天,她嫂子不在,有两个人来侵犯她。她被打了一巴掌。她的钱被抢了。她希望强奸受害者杀死强奸犯:“我呼吁所有强奸受害者杀死施虐者。即使他们进了监狱,他们也不会停止强奸妇女。”

44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受害者Aurélie用咒骂的话语表达了她的复仇之心。她说:“我一直请求上帝让强奸我的三个年轻人死在我面前。我请求上帝杀死他们。我知道我不应该诅咒任何人,但我总是希望他们受到伤害,我向上帝祈祷。我是基督徒。我能分辨是非。上帝知道一切。我一直希望这些人受到伤害。当他们死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想对他们说:‘你还记得你对我做了什么吗?你知道生活是什么吗?报应来了’。”

3.2.9 自我剥夺

45许多妇女在被强奸的过程中失去了知觉。她们的神经系统出了故障。虽然看似矛盾,但正是在强奸过程中所经历的陌生感或自我意识的丧失使她们能够面对可能的死亡。为了能活下来,她们任由强奸发生。

46Lise以前是一名街头小贩。2004年,她在卖鞋时被三名男子持枪威胁并强奸。事件发生在一所废弃的旧房子里。暴徒抢走了她的钱和鞋子。她说:“当其他人看着凉鞋的时候,其中一个暴徒开始碰我。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子里。他们打我,强奸我。事情发生在2004年。我失去了知觉”。

47失去自我的感觉可能会持续多年。Léonise在12岁时被她父亲的养兄弟(此人当时被Léonise的母亲留宿,她的父亲住在美国)强奸。33岁的她仍然表现出一种非人格化的感觉(她用向心归因法解释自己遭到的强奸。她认为她生来就是该被强奸的,她身上具有吸引强奸犯的某种东西)。她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很脏。我很罪恶。每个人喜欢我,每个人都想拥有我。我罪恶深重,浑身魅惑。这个问题从我出生就一直存在。如果我知道原因,这个问题或许会从我身边消失。我想:我怎样才能消除我与生俱来的罪恶呢?如果我把罪恶拿走,我不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吗?我不会把自己的一部分也拿走吗?”

3.2.10 情绪抑制

48在强奸发生时,性犯罪者往往要求受害者保持沉默,否则会被子弹或匕首杀死。然而死亡威胁并不总是足以让受害者保持沉默。因此,强奸犯会捂住受害者的嘴,受害者被迫克制自己的情绪。强奸发生后,施虐者往往要求受害者保持沉默,否则她将被杀害,或者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她的遭遇。在强奸发生时,受害者的沉默会让强奸犯觉得她同意了。这种沉默似乎是受害者产生负罪感的原因之一。确实,一些强奸受害者说,她们应该大声疾呼,以吓退侵犯者。由于人们习惯保持沉默,大多数女性遭受的强奸可以被定义为“隐性仪式”(与显性仪式相对),即只有她们自己和施虐者才知道的仪式。对于Lopez和Filizzola(1993)来说,罪恶感14可以帮助强奸受害者思考和克服强奸这件事,赋予她的特殊经历一个意义:“罪恶感将(在结构上)使主体成为一个创伤性经历的主体。相信她要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负责,可以把她从不可挽回的后果中拯救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她可以讲述她所理解的遭遇,并进入一个象征性的维度。”在导致强奸受害者沉默的因素中(Germain and Langis,1990),值得一提的有:“羞愧,罪恶感,恐惧行凶者的报复,害怕不被信任,忘记被强奸的愿望,难以相信刚刚遭遇强奸,对法律程序的顾虑”。

49Zabette出生于1962年。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一个流氓头子强奸,后者还有两个共犯。她当时住在帐篷里。在强奸案中,她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否则就会被杀。她说:“这些人走路就像其中有些刚喝完酒,喝醉了,他们长得很壮。你不能和他们对抗。如果你大喊大叫,他们会把你塞进一个角落。我们必须听之任之。如果那个人告诉你他要打你,那可能是致命的。他可能会打你一拳,让你停止心跳。如果你死了,你的孩子将会很悲惨。只能服从侵犯者。别无选择。”

3.3 强奸:羞辱和非人化的武器

50我们遇到的被强奸的妇女都表明:她们所遭受的强奸具有不人道的破坏力量。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人格障碍(自卑、自杀念头、伤害他人的欲望、易怒、自我憎恨、冲动等)。她们被施虐者残忍对待、工具化或物化。她们产生了一种非人类的身份感(Darves-Bornoz,1996),即使只是暂时的。

51Zabette的施虐者没把她当人。她说:“强奸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强奸犯很着急。他没有在我的肚子上待很久。他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我。”

522011年12月,19岁的Mata在家中被50岁的“养父”强奸。她想不出“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强奸犯在行动之前已经完全赢得了她的信任。她说;“他总是向我表明,他爱我就像爱他的女儿一样。他妻子只给他生了男孩。他总是告诉我他希望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儿。强奸发生后,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人了。我问自己,‘我应该被强奸吗?’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它已经发生在我身上!’”

53强奸是一种旨在羞辱受害者的暴力仪式。动词“羞辱”和派生名词“羞辱”在受害者的叙述中被广泛使用。通过羞辱他们的受害者,强奸犯让她们强烈地感受到她们的本体的脆弱性。考虑到六分之一的女性一生中会被男性强奸,强奸可以被认为是男性统治的绝对表现。在海地,强奸是悬在所有妇女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性犯罪者贬低受害者,并不是为了提升受害者的人类或女性尊严。强奸的羞辱功能使得受害者变成顺从和受支配的女性。

54Carole讲述了她是如何被羞辱的:“我被羞辱了。有些人可能认为我病了。当他们听说你被三四个男人强奸后,他们也羞辱你。你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价值,没有尊严的人。我为那天出门感到羞愧。15我呆在家里。我不希望人们知道事实。我觉得很丢脸。”

55Philomène也讲述了她的痛苦经历:“我觉得自己不正常。我在社会上感到羞辱。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人。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上帝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当我回家时,我把强奸的事告诉了我妹妹。她不太欢迎我。她不再和我说话了。我以为我的生活结束了。我害怕被强奸犯感染。第二天我去了医院。谢天谢地,我的艾滋检测呈阴性。”

3.4 强奸:男性实施压迫的工具

562017年1月,我们在Port-de-Paix的一个民事监狱采访了一些强奸犯。他们否认自己的行为16,这不仅因为人们对强奸的观念既糟糕又薄弱,还与男性支配地位的延续有关。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强奸总是伴随身体暴力。Robert说:“在我看来,强奸这个词(kadejak)的意思是:当你不知道如何去勾引一个女孩时,你就强奸她,打她。”对于其他强奸犯来说,只有被当场抓获时,他们才算是强奸妇女。例如,Jacques不承认他强奸了他的邻居,因为他没有被抓住。他说:“法律判的不对,我太惨了。我没有证据就被定罪了。我应该当场被抓住才能被定罪。在我意识里,我没有强奸这个女孩。”

57许多强奸犯声称他们的受害者在强奸之前不是处女,以减轻他们的负罪感。我们可以假设,对于这些强奸犯来说,一个已经习惯了做爱或已经失去贞操的女人不应该拒绝性关系。Paul强奸了他的前女友,他说:“我在我家里睡的她。她在此之前也发生过性关系。很多人都知道。”

58Pierre(19岁)并不否认自己是一名强奸犯。但他的话语背后的含义是,她的前女友,一个16岁的女孩,不应该控诉他强奸,因为他强奸她的时候她已经失去了童贞。他说:“我在十二月把她强奸了,事情发生在家里。她告诉警长我夺去了她的童贞。我和她做爱了。但她其实不是处女。”

59许多强奸犯声称与他们强奸的女性有几个月或长期的恋爱关系。在他们看来,女人不应该拒绝和她的爱人发生性关系。一些被监禁的强奸犯试图淡化强奸所代表的不可磨灭的行为,强调强奸的短暂性(“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60强奸是男性性幻想的具体表现。许多男人通过强奸使女人服从他们的意志,物化女性(Daligand,Gonin,2000),贬低女性。

61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强奸也会对性犯罪者的生活产生心理影响。强奸作为欺压女性的武器,会带来身体、心理和精神上的后果,而施暴者也逃脱不了这些后果。他们可能会像受害者一样感到遗憾、羞辱、羞愧、堕落等等。Wilbert非常后悔强奸了他的前女友。他害怕死在监狱里。他说:“我不应该犯下强奸的罪行。当你在监狱里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你所有的错误,你不应该犯的错误。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看到街上有一些卖淫的女人。有些人花25或50个古德币就能睡,我却因强奸而入狱。我不应该在这里。如果我要惩罚自己,我就会有些人在9年刑期结束前5个月死亡,我可能会死在我的牢房里。这里没有娱乐活动,没有什么条件”

3.5 强奸:主要是男性参与的暴力仪式

62暴力仪式是一种社会痼疾,是一种重复发生、制造社会混乱的社会事实。因此,它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中(社会产生的事实)。强奸是一种对身体、心理和精神施加暴力的仪式,对强奸犯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多方面的启蒙,例如象征、个人和集体层面。对许多强奸犯来说,强奸是性启蒙的实践。强奸是一种主观体验,一种社会、心理和心理建构。

63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强奸被定义为“通过暴力、胁迫、威胁或突袭对他人进行的任何性质的性侵犯行为”。根据海地刑法,强奸将受到以下惩罚:

64“第278条(2005年7月6日法令,第2条)规定,任何犯有强奸罪或以暴力、威胁、突袭或心理压力对某一性别的人实施或企图实施其他性侵犯罪的人,处十年劳役。”

65“第279条(2008年7月6日法令,第3条)规定,侵犯未满十五周岁的儿童的,处十五年劳役。”

66“第280条(2005年7月6日法令,第4条)规定,如果罪犯拥有权力,并且利用权力对下级实施侵害,或者滥用职权,或者犯罪时得到一人或多人的协助,或者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处终身劳役。”

67根据所收集的观察和讲述,贫穷的强奸犯要么是文盲,要么受教育程度较低,属于社会底层,在收监罪犯中占最大比例。他们贫穷、入学率低或是文盲,对法律文化17和司法系统的奥秘一无所知,社会和文化资本薄弱,更容易在别人(法官、被害人、被害人亲属、律师)施加的压力下供认,等等原因,很好地解释了他们的入狱。

结 论

68海地妇女遭受的强奸是一种暴力行为,可归因于许多妇女在空间、社会和经济上的脆弱性。在遭受强奸之后,妇女在心理、社会和经济方面变得更加脆弱。被强奸的妇女被终身贴上标签。强奸对身体、心理和精神上的伤痕难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它们不仅会影响受害者的生活,还会影响她们亲人的生活。被强奸的女人是被偷走生命的女人。许多受害者无法克服强奸后的恐惧、情感和行为障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强奸所产生的负面情绪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一些是临时的。其他的可能会持续几年,甚至一生。

69尽管强奸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妇女仍然可以重建自己或赋予生活意义。强奸的破坏性影响对她们的影响是不同的。就像海星可以重建受伤的肢体一样,一些强奸受害者也可以重建自己。

70对于强奸犯来说,强奸有享乐主义和幸福主义的一面(强奸给他们带来某种快乐和幸福)。他们产生了一种愉快的感觉,使他们能够面对挫折(Dollard et al.,1939)。强奸是一种犯罪,渴望得到关爱的男人也可能犯下这一罪行。对他们来说,强奸是一个恢复自尊或确认男性身份的方式。暴力强奸可以被归类为神断仪式(Le Breton,2005)。强奸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一种极限运动(性可以被视为一种体育活动,当今人们也像谈论体能一样谈论性能力),强奸犯在死亡边缘游走,寻找刺激。强奸犯可能在强奸中被受害者杀死。强奸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不使用避孕套的性侵犯者可能会被生病的受害者感染。有些受害者在强奸期间或之后杀死了强奸犯)。有没有没有强奸的社会?强奸有可能消失吗?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妇女都是被陌生人强奸。他们是为了报复自己的糟糕生活而对女性施暴的社会心理变态者吗?他们的自卫策略阻止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Billon,1984)。强奸强化了人类社会固有的暴力(Damus et al.,2017)。但是,对强奸的原发性和继发性预防的教育并非不可能。一些强奸是可以避免的。

71为了减少富有的强奸犯和贫穷的强奸犯在刑罚方面的不平等,必须鼓励所有社会阶层的受害者发展一种揭露和起诉强奸犯的文化。正规教育机构(学校、大学)、家庭和协会必须在教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司法暴力(福柯,1975)并不总是具有威慑力。必须给一些强奸犯第二次机会,照顾他们,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为了倡导和平,减少暴力这一千面怪物造成的破坏,难道不迫切需要为我们的年轻人和成年人编写预防暴力的手册吗?必须教育我们的年轻人追求和平与爱。必须通过教育树立为和平服务的价值观(Damus et al.,2017)。

注 释

721. 根据一个名为SOFA(Solidarite Fanm Ayisyen,海地女性团结会)的组织发布的一份关于对海地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报告,2010-2011年有246名妇女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其中,西部省发生强奸案99起(其中51起涉及未成年人);东南省发生强奸案40起(其中34起涉及未成年人);Artibonite省发生强奸案64起(其中36起涉及未成年人);Grand’Anse省发生强奸案43起(其中32起涉及未成年人)。根据协会的不同收容中心收集的这些数据,针对未成年女性的性犯罪现象令人担忧,因为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年龄在3岁至17岁的女婴、女童和少女。除了轮奸(占14.23%),其他记录在册的性犯罪没有进一步具体说明。这些数字没有反映海地性暴力的现实。总的来说,无论是在海地还是在其他地方,性犯罪者和受害者都对事实保持沉默。根据法国一项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全国性调查(ENVEFF)和法国一项关于性的背景调查(CSF),90%的强奸受害者没有控诉。

732. 这些性犯罪大多是轮奸。强奸犯很少被警察抓住。受害者可能只认识强奸犯之一。

743. 用海地克里奥尔语进行的采访的全文共389页。

754. 本文没有进一步挖掘这项研究的结果。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从强奸受害者那里收集的事实(受害者心理的视角)。

765. 这些强奸大多是周围人加害。受害者和性犯罪者都来自社会底层、人口众多的家庭。

776. 人类学家Arnold Van Gennep提出了这种三元模式,其方法论和理论范围是普遍的,用来描述和解释诸如出生、死亡、婚姻、订婚等仪式。这种多元结构非常适合用于解释陌生人的强奸,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强奸,但受害者对这三个时期赋予的意义因人而异。强奸降低了受害者的生理和心理弹性,并通过其负面影响破坏她们的免疫系统(Stone et al.,1993)。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一些受害者的说法,强奸造成的负面情绪与心律失常和呼吸失常之间存在联系。在被陌生人强奸后,许多受害者认为强奸是潜在的威胁,有可能再次发生。这就是他们长期焦虑的原因(Durand and Barlow,2002)。

788. 这些自我贬低的过程不仅与受害者的生理和心理弹性减弱有关,而且与他们暂时无法应对生存的恐惧有关(Greenberg et al.,1992)。事实上,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一时期半死不活。这些自我贬低的过程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拒绝饮食、自我攻击行为、酗酒、自行用药等。9. 与此相反,融合期对应于心理能力(自尊、自信、能控制自我的幻想等)的恢复过程,通过制定应对策略,使受害者能够在强奸后“生存”。通过表达积极情绪(Fredrickson,1998,2001,2013;Tugade et al.,2014),受害者能够与自己的内心和他人互动(内心互动和个体间互动),这为他们的行动能力(赋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她们愿意面对自己遭受的强奸,这样她们就可以重新赋予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一个意义。她们遵循自我保护的天性,以保护自己的自尊。“强奸是疏忽的结果,以后不会再疏忽了。这是幻觉,但是令人欣慰的幻觉”(Yzerbyt,1997)。这种自我鞭笞(行为自责)(Janoff-Bulman,1979)似乎有助于重新激活自我控制或掌握命运的积极幻想。

7910. 社会-认知-语言社群是指使用同一种交流工具(即语言),共享知识、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群体。

8011. 值得注意的是,强奸(性侵犯)很少由女性实施,因为在女性看来,性侵犯意味着自我控制的丧失和负罪感。男性比女性更具攻击性(Short and Simeonsson,1986;Olweus et al,1980;Maccoby et Jacklin,1974)。强奸主要由男性实施。97%的性侵犯者是男性(法国内政部的统计数据)。

8112. 这里的“基地”指的是一群武装分子在工人阶级聚集区从事非法活动(盗窃、强奸、谋杀、绑架、贩毒等)。

8213. 凯涅厄斯被波塞冬(希腊海洋和地震之神)强奸后要求他把她变成男人,这样她就不会再被强奸了。她的要求立即被满足了。

8314. 一些作者将内疚定义为一种道德情感(如Haidt,2003)。如果受害者能够摆脱它,那是因为它与个人价值或内在特征无关。她事后指责自己的鲁莽行为(“我不应该去狂欢节”),而不是质疑她的个人品质。

8415. 羞耻感阻止了陌生人强奸受害者在边缘期离开家。她们的自尊受到这种负面影响的严重影响(Tangney and Dearing,2002)。她们觉得自己变得透明了,世界被她们认为是一个具有侵犯性的东西。

8516. 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强奸只是一个简单的意外,将来不会再发生。这是一种防御性的策略,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自尊。逃避是强奸犯的另一种防御机制。例如,他们可能滥用酒精来回避他们的性侵行径。

8617. 在法国,许多研究表明,贫穷的罪犯才被关进监狱(Le Goaziou,2011;Garnot,2009;Mucchielli,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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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citer cet article

Référence électronique

Obrillant Damus, « 发生在海地的强奸 »Études caribéennes [En ligne], 42 | Avril 2019, mis en ligne le 15 avril 2019, consulté le 18 avril 2024. URL :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etudescaribeennes/22284 ; DOI : https://doi.org/10.4000/etudescaribeennes.2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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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eur

Obrillant Damus

海地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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