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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eilRubriquesEspace, Société, Territoire2021非洲视角下全球南方的城市权

2021
895

非洲视角下全球南方的城市权

Marianne Morange et Amandine Spire, Marianne Morange et Amandine Spire
Traduction de Liubing Xie
Cet article est une traduction de :
Le droit à la ville aux Suds. Appropriations et déclinaisons africaines
Autre(s) traduction(s) de cet article :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the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s from Africa

Résumé

本文论述了城市权概念(right to the city)在南方世界国家的运用,反映了对于“南转”的相关讨论。它分析了在后殖民的语境中融入该辩论的某些要素的复杂性,而这一复杂性一方面是自21世纪初以来重提这一概念的北方世界国家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国际发展的方式所导致的。因此,本文回归所谓的南方城市在该辩论中的贡献,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对城市权相关辩论的贡献,以及这些城市在该辩论中的地位。本文旨在阐明当代关于城市权的讨论的方式,从而质疑南北对立的分析方式的局限性,并且探讨该分析方式是否旨在批判北方相对于南方世界国家的理论霸权,抑或南北对立的分析方法加强了南方的特殊性以及以南方世界国家出发的理论构建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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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e intégral

1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开创性工作1968出版五十多年后城市权已经成为多次被重新运用的主题。 截至2000年,他最忠诚的读者毫无疑问是北方世界国家的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他们更新了这一概念,使其内化了资本主义的转变。 因此,这些学者通过提高这一概念对新问题进行批判的潜力,使列斐伏尔的概念适应了当下的现实。 与此同时,城市权也开始支持对城市社会运动的社会学分析,将其作为权力去中心化进程以及逐渐兴起的围绕北方世界国家城市公民权的辩论的一部分。

2关于城市权的辩论在南方的运用既令人兴奋又异常复杂。事实上,在福特主义繁荣之时和在“光荣的三十年”(1945-75)席卷整个法国的功能主义空间规划之时形成的,尔后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再参照欧洲或北美城市的发展轨迹重新确立的城市权的概念,是否在南方世界国家的后殖民语境中有意义是一个不确定的议题。城市化的动态,经济轨迹和“国家”(State)在南方世界的特点,确实与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参考点的彼此相似的北方城市非常不同。根据关于“南转”(Robinson 2014; Roy 2011)和后殖民方法的研究,我们至少应该培养一种对这些城市权的重新诠释的质疑精神,正如我们应避免在南方世界国家谈论新自由主义。因此,ParnellRobinson(2012)指出了由对南方城市动态的如此解释引起的扭曲和感知受损的影响。

3从这些观察出发,我们将讨论今天在北方和南方之间重新审视关于城市权的学术辩论的方式。本文探讨了在辩论中部分分离的领域是如何建立在这种学术,制度和分析的鸿沟的基础上的。这不仅意味着对城市权概念的迥然不同的运用,而且还涉及两个世界之间对话的基本问题。该理论的这些复兴所面临的认识论的风险并未引起太多争议。因此,我们应该考虑为什么在后殖民语境中将关于城市权的辩论要素纳入其中可能会很困难,尤其是处在北方世界国家的激进的城市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框架中。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强调“南转”和城市研究中的南北分裂问题(Robinson 2006; Gervais-Lambony and Landy 2007; Watson 2009)。未达到此目标,本文的写作主要基于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的科研成果,我们关于这一地区积累了理论的和实证的专业知识。在南方世界国家,当涉及到关于“城市问题”的辩论时,当代关于城市权的辩论更多地涉及拉丁美洲(Quentin和Michel,2018; Lopez de Souza,2001),与“南转”的问题还相距甚远。从在学术方面较少运用该概念的非洲城市开始,我们能够将对于城市权的概念的不同诠释和其意义的辩论纳入到“南转”的辩论中来。

4首先,我们研究了在北方和南方世界国家的与城市权概念的批判的维度之间的差距。 然后,我们认识到由于市民性 “citadinité”)的某些特定形式,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将对城市角色的辩论移植到政治动员和城市公民身份中有很大困难(Gervais-Lambony,1994)。 最后,我们研究了如何在非洲的一些城市应用城市权的概念,以便更新围绕城市维度的不平等和南方的非正规性的相关讨论,以及随后的在批判性城市研究中的论战。

城市在构建城市权概念中的作用

在北方世界国家重提城市权概念作为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的一部分

521世纪初以来关于城市权的辩论的复兴主要依靠北方世界国家英语世界的激进地理学研究Harvey2003; Marcuse2009; Brenner et al., 2012; Samara et al., 2013; Kuymulu2014 这一复兴是在Lefebvre作品被首次翻译成英文(见Revol,2012)之后发生的,并且与城市维度的批判思潮的复兴运动有关,特别是在Lefebvre的思想中(参见,例如Kipfer 2012)。 在法国,这一运动由Métropoles杂志传播(尤其是由于Bernard Jouve在2000年代指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城市权联合项目时所做的工作),或者由跨越法国和北美两地的研究人员的工作所传播。

6在新马克思主义方法中,将城市权这一概念作为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堡垒方面所做的最完整的理论化由David Harvey提出(2008,2011,2015)。 在他最近的研究中,他再次秉持城市权的概念,从而在面对与当代资本主义相关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时制定抵抗计划。 特别是,他在拉丁美洲城市问题和城市社会运动的复兴方面做到了这一点。 这使他能够批判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空间影响:高档化,强迫性的住宅迁移,因为无法支付导致贫困家庭无法享受城市服务,歧视和镇压城市活动以及使用城市空间进行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活动:在公共空间乞讨,以及被认为与预期的消费主义行为相左的做法(Mitchell,2003)。

7除了谴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之外,城市权这一概念也是制定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抵抗计划的关键性的概念工具。通过重新主张居民生产他们自己空间的权利,它使我们开始革命性的价值转向,重申空间的使用价值,反对私有财产的神圣化和空间的交换价值。它试图合法化集体的,普罗大众的和自主的空间生产的观念,反对为私人资本主义利益和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专职人员”和专家所建造的“设计的空间”。而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源于作为资本主义的中间人的并与资本主义结盟的小资产阶级。这一激进的社会和政治转型计划非常接近Lefebvre的革命野心。与他的工作一样,城市权具有概念上的重要使用价值,旨在建立一个抵制当前以其新自由资本主义形式示人的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计划。

城市权力: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不同城市发展轨迹的趋同?

8在南方世界,对城市权这一概念的此种处理方法催生了一部分重要的批判性城市研究。将这一辩论引入南方世界的主要尝试是由Tony Roshan SamaraShenjing HeGuo Chen2011)共同编辑的“在南方世界定位城市权的概念一书。正如书的标题,它运用了政治性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从而定位关于南方世界城市权的辩论。它旨在将这些南方城市定位于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辩论中,而非通过提出新的研究方向重构从南方世界出发的有关城市权的辩论。它强调了对城市竞争力的追求如何成为南方世界与北方的地方政府的共同之处,并且南方世界国家城市政策受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在这一覆盖广泛的合著中,对各大洲城市的概述反映了作者们旨在详述不同城市轨迹的趋同倾向;而这些城市轨迹都以新卫生主义,精英主义,现代化的企业家项目为特征,旨在消除非正规性。该书参考了与该主题相关的许多著作,尤其David Harvey的著作和Harvey Brenner的政治经济学,并讨论了这些城市所面临的紧迫的政治问题:大规模的强迫驱逐,土地掠夺和投机过程,或基于未来主义城市愿景的新自由主义城市再生。

9然而,此种创举仅仅是少数例外而并没有成为常规。南方城市很少出现在新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关于城市权的理论讨论中。对城市权的此种概念化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紧密相关,根据南方世界国家的具体情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共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概念化对在经济紧急状态下的城市似乎是恰当的,例如南非所有的城市。对于在国际援助回归的影响下加速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城市,建立一个通过运用城市权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议程是相当重要的。例如莫桑比克或埃塞俄比亚的后社会主义城市,在这些城市发生了基本城市服务的改革(例如私营运营商的出现),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城市中心的城市更新等等。

10然而,在南方世界的大多数城市,不平等问题被解读为贫困问题(ParnellPieterse2010)。此外,一些作者认为,非洲城市特征性的贫困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控制城市空间能力薄弱的国家的历史轨迹,二是与导致城市空间的强烈的社会两极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致性(ParnellRobinson 2012)。在激进地理学研究中,自种族隔离结束以来对开普敦城市轨迹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很好地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Martin J. Murray2012)认为全球的和新自由主义的约翰内斯堡应该受到谴责。Samara2011)在其研究中也批评了这一点,他强调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全之间的联系。 Faranak Miraftab2007)采用相同的分析框架谴责城市中心的城市更新所产生的社会排斥问题(街头贸易商,乞丐,流浪汉和流浪街头的儿童等都被驱逐),但她也质疑城市中殖民时期以来的在隔离和卫生方面的城市规划的连续性; 一些历史学家也强调了这种连续性(Fourchard2007)。事实上,在南方世界城市,不平等和社会排斥根源于殖民时期,这使我们回顾殖民时期的长期影响和这些城市的城市化模式的特殊性。这也解释了涌现的与南方世界城市中社会和空间排斥以及不平等问题相关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除城市权之外还运用了许多其他概念。这些文献更多地基于殖民时期影响的重要性,在处理这些城市的权力斗争和不平等结构时更为有效,尤其是贫困,发展或非正规性的概念。

11从城市的时间线来讲,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建立在一定国家行势之上,这些国家行势划定了围绕可质疑的先后顺序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的时期并表现了其特征。因而南方世界国家几乎不提供任何福利,至少与北方世界的国家福利就形式和涵盖范围而言大相径庭,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如此。国家(State)的撤退,或者更确切地说,国家的空心化和国家角色的重新定义,而这一角色以稍有不同的方式展开。尤其在南方国家,混合型治理,包括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社区的参与,以及许多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等的兴起是在民主转型发生时同时产生的。这也指渉了与地方公共行动和国家行动的政治含义相关的辩论以及解释南方世界城市发展轨迹的难度。 ParnellPieterse的宣言(2010年)为南非的发展型国家的策略辩护, Mathieu Hilgers2013)在其关于布基纳法索和加纳的研究中呼吁在政治人类学的框架下研究南方世界的国家(State),从而研究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形式,并考虑国家在这些背景下的具体要素。

混合性的南方城市权的批判项目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哪一个城市问题

  • 1 在1968年5月之后,随着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兴起(Busquet 2013),我们见证了“城市”话语的政治化以及伴随着的关于政治赋权的讨论,有关对“邻近”(vicinity),“当地(the loca (...)

12城市权的概念重新激发了关于城市问题的辩论,而这一辩论启发了1970年代的法国城市社会学。1这与以下问题有关:城市是否仅仅作为斗争的支持和舞台,抑或关键的是城市生活本身的转变?在第二种观点中,城市“the urban”)成为各种主张的客体,也成为对全球反系统批判的一部分(Busquet2013年)。

  • 2 该研究小组是在“柏林墙倒塌”的二十周年之际在柏林成立的,也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访问东柏林的二十周年纪念。 它的建立得益于三位对于英语世界的激进的城市研 (...)

13然而,这场辩论是参照西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历史而制定和表达的,它在其他区域,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一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如南非,与北方国家一样,也面临着后福特主义过渡期的问题,或者说至少是去工业化的问题,但在许多其他国家,产业工人从来没有占过主导地位。我们发现到处都有很大一部分城市居民以所谓的非正式活动谋生,并且自从结构性调整使他们经常受到客户主义博弈或非正式国家行为的影响后,这些人变得越来越重要(Roy2011)。此外,南方世界城市社会的长期的社会经济的差距非常明显地与种族,族裔,性别或种姓差异交织在一起。个体经济和家庭轨迹的动荡和不稳定性,非正式性和政治客户主义的普遍性因此改变了客观阶级联盟的可能形式。在南方世界城市劳动力中占重要部分的非正式企业家是与被剥削者联合呢,还是更接近于由彼得·马尔库塞(Peter Marcuse 2009)定义的小企业家呢?因此,非洲的社会运动的社会学(Siméant2013)与北方世界的激进地理学家发起的,城市周边社会斗争趋于融合的观点,进行了相当恶劣的对话,例如2009年与北方地理学家为人民而不是为了利润的城市项目之间的对话2

  • 3 2018年,该协会网络遍布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的32个国家,致力于为贫困社区的居民发声。
  • 4 这个在研究和发展领域的由非正式工人和专业人士的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网络,致力于提倡非正规经济中妇女的权利。

14北方世界出现的与政党脱钩的进程在非洲实际上非常不平衡,就与传统社会动员的团体(工会,政党等)的关系而言,情况形成极端的对照。它们的影响并不一定减弱,也可以通过向民主过渡来重新配置。政治学囊括了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党的丰富文献(Toulabor2000 Gazibo2006 Bayart等,2008 Bayart2009)。此外,如果非洲的社会斗争可以像北方世界一样与城市层面有关,那么它们的领土的基础是多尺度的,而且往往具有跨国性。这是由于国际捐助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使他们带有清晰的后殖民时期特点,并不断呈现依赖性的问题。例如,南部许多城市出现了诸如SDI(棚屋/贫民窟居民国际)3Wiego(非正规就业妇女:全球化和组织化)4之类的运动,以保护失地者,棚户区或街头小贩的权利。

15似乎政治授权的问题并不是要克服彼得·马尔库塞(Peter Marcuse2009)在柏林提出的在苏联政权的威权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国家的新自由资本主义之间做抉择的问题。其中的关键似乎是在民主化,客户主义和腐败之间(Bayart等,2008Bénit-Gbaffou2012)以及在打开民主游戏的方式似乎很不确定的殖民主义的紧张局势下,关于政府的,政治项目的性质的讨论。实际上,民主化进程也是近年来新的趋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尚未实现,而且民主化也不稳定,政治表达能力仍然非常不平等,在公共场所大声疾呼或占领公共场所是具有挑战性的。因此,关键的问题不仅是团结起来为一个特定的城市问题而斗争,而且是使这些问题显现出来并赋予他们生命,从而对抗有时非常暴力的各种国家镇压的形式。

城市权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关于城市公民权的辩论

16南方世界城市权的混合性是讨论关于公民身份的政治基础和将公民与国家绑定在一起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从Purcell20022003)对Lefebvre的作品进行的大规模重新现实化开始,人们开始思考公民身份(citoyenneté)和市民身份(citadinité)之间的联系(这两个词在词源上非常接近)。Purcell建议我们重新想象政治公民权的基础,以提升居民的权利,以建立一个灵活,瞬时且对包容多重从属的城市公民权概念。都市公民性的概念,从受限制的狭义的基于血统主义和出生地主义的国家公民概念中脱颖而出,可以与之结合,但更具包容性,尤其是对于移民来说。实际上,以居民生产他们自己的居住空间的权利的名义,这两个概念在Lefebvre的语汇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所有公民不管是长期居明还是移民都应该被考虑在内。其目的是克服社会的内部分裂,并基于当地民主化的解放的价值观建立包容性社会,而Purcell的最新工作(2016)使其现在更多地被理解为自我管理。

17正如有关南方世界城市的一些作品所强调的那样,南方城市权的路径并非没有困难或风险。例如,在印度,中产阶级借用城市权的口号来巩固富裕社区对公共空间使用的控制,特别是排斥街头商业(Dewaele2017)。其他地方也都有这样的情况,即城市权允许去部门化和各社会群体的斗争的趋同,但是围绕中产阶级的城市社会运动的社会学演变阻止了它成为对经济和政治系统的全体的要求。除了Purcell本地陷阱和对城市权的邻避主义(nimbyist)解释的转变之外,后者仍然是建立居民权利的有意义的尺度视角。此外,这使我们能够区分在城市中争取多元权利的斗争,政治分裂与排斥的承担者,以及单一和集体发展中的城市权的建设之间的区别,例如基于以色列的社会的和民族宗教的隔离线的城市权(Yiftachel2015年)。

18在不断发展的地方民主和城市世界主义的框架下对城市权和身份政治的重新评估在南方世界城市引起了强烈共鸣而南方世界城市受到社会分裂文化孤立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强烈影响。的确,在南方世界,一些城市居民在城市中以完全的公民身份生活的合法性严重受损,尤其是移民,非正式工人,或不稳定社区的居民。有些人因为想象的农村身份而被以武力驱逐,例如在津巴布韦的案例(Dorman,2016)中国家为了大规模驱逐而宣布拆除的是“房屋”而不是“家”(“家”指人对某地的深切依恋)。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在城市的居住权被完全禁止,就像中国之前很长时间的情况一样。因此我们发现了城市的潜在的解放作用(例如打破传统的父权制结构)与列斐伏尔谴责的现代城市生活对人的异化之间存在的张力。

19此外正如列斐伏尔所断言的那样建立基于城市的共享政治身份的机会取决于相对线性的城市化和全球城市化概念BrennerSchmid2015。当涉及到南方世界城市之间(Spire,2011),城市与农村地区(Chaléard和Dubresson,1989)之间的循环迁移和领土巩固的多重性时,或作为历史过程的南方世界城市化动力的特殊性(与Lefebvre所描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联系在城市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相比)时,城市转型模型的解释力很弱。城市转型的模型,在南方世界城市就想象的城市居民身份而言以及居民的某些实践中,可能会掩盖城乡分裂的力量。例如,在肯尼亚的Kisumu,该殖民城市在一场复杂的政治游戏中与“农村”边缘地区发生冲突(Mercurol,2017)。然而,如果我们观察以城市为基础的发生在非洲的公共空间的运动和主张的兴起,尤其以西非的“阿拉伯之春”或“街头议会(street parliaments)”为代表(Banégas等,2012; Boyer,2014),城市(The urban)并非在所有地方都是相关的参考点。它也可以掩藏在其他问题之后,例如农村地区的土地征用,这被一些学者讲述为 “乡村权 (right to the village)”的兴起,同时也涉及更广泛的空间正义的问题(Landy and Moreau,2015)。

20这不仅是城市的规模或局限性的问题还是多个关键点之间的互通问题是在整个生命期间的变量它们可以培养共享的但不明确的归属策略或情感。关于南方世界城市性的文献表明了这种矛盾情绪(Gervais-Lambony,2003)。当我们尚且不能回答谁是城市居民,成为城市居民意味着什么,谁被国家承认为合法的城市居民等问题时,根据在城市中居住这一单一条件来界定城市权就更加困难了。什么问题应该被考虑呢:居住的地方,不同经济活动的结合,不同的社会关系的聚合,政治行动主义?同时城市权的概念使我们能够重塑这些问题,并使它们重新政治化。

21在有关南方世界城市的文献中城市权的概念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一场关于城市生活权的新的辩论正在进行当中这一辩论极大地受到了Lefebvre的启发并通过非正式权right to informality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表述。这一表述的矛盾性反映了在南方世界重提有关城市权的讨论的重要性:它涉及城市权的受承认度的整个问题,以及这种承认的政治基础和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非正式权利的概念在围绕城市权的讨论中,面临着对Lefebvre式城市权概念的更严格的革命性的重新解读。然而,这两种实际上是对立的方法,正如我们在最后一节中将看到的,在积极权利问题上交锋。最后,关于城市权的辩论是围绕两个范式展开的,即“发展”和“非正式”,在理解城市动态时,这两个范式在南方世界仍然很普遍。我们可以根据“权利”一词固有的歧义来就此提出问题。

城市权利的转折:都市权利,城市权

城市权,重启关于加纳城市发展与变化的讨论

22从2000年代初开始,南方世界城市权的概念就被纳入了在城市中的权利和人权的讨论。这使我们可以通过赋予其更具规范性的框架来更新关于城市内部不平等的讨论(Zérah,2011)。Susan Parnell和Edgar Pieterse(2010)提出了一种随着新一代的权利,即都市权 (urban rights)的出现而确立城市权 (right to the city)的方法(Attoh 2011)。这在政治权,经济权和人权等方面增加了一个进步性或消除贫困的目标。这种方法意味着后新自由主义和后发展时代,要求我们考虑“新自由主义的期许的替代品”,并在“基于权利的更加激进的城市议程”中替代新自由主义的“趋势”,从而取代对于公共干预和国家的角色的质疑。这旨在加强国家的监管能力,特别是地方一级的政府。该计划反映了在全球南方学界与国家引导的发展章程之间的联系的强度。

23在南方世界,城市权的概念与基本需求和获取服务和住房的机会直接相关,急速的城市发展使这一挑战变得更加紧迫和复杂。 权利一词的含糊之处加强了这一解读。 它和联合国的叙事和=人权的言论相一致。 它还与可量化目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和长期发展目标)的意义相一致,目的是巩固社会经济权利,例如获得清洁饮用水, 价格实惠的能源,体面的工作等。在关于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或改善生活条件等议程的讨论中,“权利”概念的含义是不稳定的。 最后,城市权的概念有成为普适概念的野心,它很好地与这些方法相对应。

  • 5 在全球北方也有倡导这一权利的运动(例如欧洲城市的城市权宪章),再加上例如法国的“城市的政治”(“ Politique de la Ville”),但这主要反映了在各级别政府之间提升级别的重新校准的活 (...)

24城市权融入联合国的发展话语的过程非常迅速见插文15 在反对霸权社会运动的鼓舞下它取得了进展而这些运动也倡导将都市权纳入国际人权体系。联合国运用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的概念重新解读城市权为同时结合了义务和责任的一系列个人权利的集合。反霸权运动倡导对城市权的反资本主义的解读,并在社会和经济权方面挑战国家公民权的排他性以及私有财产的首要地位,而对于这一同一概念联合国逐步将其去政治化(Kuymulu,2013; Costes,2014; Belda-Miquel等,2016),却从未真正将其正式纳入联合国的政治和项目的议程。

252016年,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的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发展峰会(Habitat III)上在进行了艰难的讨论之后,包容性或包容性城市(“Cities for all”,所有人的城市)这一更加模糊的概念受到了青睐。联合国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它依赖于其成员的财政贡献。因此,联合国不能拥护 -- -- 更不用说在国际权利中推崇一个削弱国家公民权的基本原则并且积极争取财产的社会功能的概念。

插入 1:联合国对全球南方的城市权的构建

在2000年代初,与世界社会论坛(2004年,基多)也即世界城市权利宪章的发起地同时进行地,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强调有关城市权的日益激烈的辩论。 以下按时间顺序突出显示了联合国归化城市权的主要步骤。
1976: 温哥华Habitat I:国际人居联合计划 (Habitat International Coalition,HIC)的创立

1995: HIC组织了关于“环境,贫困和城市权”的国际研讨会

1996: 伊斯坦布尔Habitat II:HIC发起了关于住房权的讨论

2005/2008: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居联合项目,一系列由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居署,非政府组织组织的远程辩论 ,分别在巴黎(2005年),巴塞罗那(2005年),温哥华(2006年)和阿雷格里港(2008年)举行。

辩论有4个选定的主题:
•地方民主与城市治理
•社会包容和边缘化社会群体享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
•多样性文化城市和宗教自由
•城市服务的获取权

2007年8月: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两个与国际的城市权有关的主席职位,并与市政行为者,地方高级行政人员,民间协会和大学建立了联系网络。 教科文组织城市政策和公民权主席被授予里昂的Bernard Jouve,而移民权利主席则授予威尼斯的Marcello Balbo。

2010年:里约世界城市论坛的主题是城市权,联合国人居署报告了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状况,建议缩小城市居民间的不平等,让所有公民都享有城市权。

在实践中,对城市权的这种吸收融合导致了这一概念的淡化:各种非常不同的辩论相互交织(除贫的努力,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人权,邻避(Nimby)主义的对纳税人的肯定),所有的游说团体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持反对态度的人被边缘化或至少被自由主义的观点削弱中和。

26联合国对城市权的吸取,赋予了城市权具有规范性概念的性质,城市权以加以修饰的形式在发展议程中广泛运用。在西非,加纳致力于传播去政治化的城市权利的概念,尤其在自2012年以来定义城市政策的两个关键文件,即国家城市政策框架(the National Urban Policy)和加纳国家城市政策行动计划(the Ghana National Urban Policy Action Plan),中重新诠释联合国的话语。在加纳,城市议程通过促进有序的稳健的发展改善了人们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获取。其方法尤其以摧毁非正式的社区并消除市中心的街头商业较为有代表性(Spire and Choplin,2017)。在其一半人口城市均已城市化时,阿克拉的大都会政府(Accra Metropolitan Assembly)在联合国的影响下制定了城市议程。这样做是为了将阿克拉(Accra)提升到“千年城市”(Millennium City)荣誉称号,也即一个有竞争力且“清洁”的国际大都市(基于美化和缓解交通堵塞的原则而设在加纳)。然而,阿克拉地方政府实施的政策遭到了城市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棚户居民国际联盟,Shack Dwellers International)的抵制,这些组织动员了“城市权”的口号,要求公民在受到威胁时有不被驱逐的权利,正如著名的老法达玛(Old Fadama)街区的标志性和历史性的案例所表达的那样(Afenah,2010; Farouk和Owusu,2012)。因此,城市权被纳入了地方性的斗争中,它赋予了政治动员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并且握着城市权大旗的社会活动家与国际政治网络联系紧密起来。

27加纳对城市权利在与城市贫困和不平等作斗争的议程中的运用,限制了对这一概念在学术领域作为批判性概念的重新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许多研究人员参与了将发展问题纳入联合国定义的城市权的旗帜下的运动。尽管呼吁“南转”(Robinson,2006年),由于机制性的或者理论性的原因发展学的范式仍在某些南方国家影响着很多城市思想。联合国所传达的权利议程的概念与发展的概念之间的相近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在全球南方使用城市权的概念的情况。据我们所知,如果“南转”追求的是发展或新自由化的观念,它并不会导致对城市权否定,而只会随之而来对该概念进行修饰,有时是 “南转”的最热烈的捍卫者对其进行了修饰从而能使其适应特定问题(例如Pieterse和Parnell)。

28正统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对城市权的这种解读非常敌视,他们认为这是对列斐伏尔原意的曲解。他们认为,列斐伏尔将城市权设想为一条务实的引领社会变革的途径,一种政治解放的方法,不能被简化为一系列目标的集合, 更不能够进行测量。新马克思主义作者认为,制度化并利用城市权的理念以促成改革主义的政治目标,偏离了最初激进的列斐伏尔的设想。不管如何,最近在全球南方的城市研究和住房政策研究之间出现了一场辩论,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城市权在积极权利方面带来政治解放的潜力。这场辩论是围绕 "非正规性权利 (right to informality”.)"的概念展开的。作者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重启关于非正规性的讨论南非对该讨论的贡献

29在联合国进行理解城市权的工作的同时这一概念已被引进南方世界吸收并加以适应当地情况之后成为激进的异议的关于城市的思考的一部分取代了列斐伏尔式的关于空间和非正规性的生产的讨论。这场讨论与第一次讨论同时进行,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对第一个讨论的回应。 Marie Huchzermeyer(2011,2014)基于南非案例(同时兼顾巴西和肯尼亚的情况),掷地有声地提倡一种对非正规性的权利。这一倡议鼓励我们考虑到“有贫民窟”的城市。在她给出的激进的反对世界银行消灭贫民窟的现代主义计划(“没有贫民窟的城市”计划)的思想的指导下,我们致力于进行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Huchzermeyer旨在谴责在南非国家对非正规社区居民的社会功能的漠视,以及“非正规性定居点”或““擅自占用营地”受到社会污名化的情况,其居民大多因非法占用土地而被视作罪犯,最后还面临被驱逐的可能。

30相反地对于Huchzermeyer来说非正规性是自发的和集体的城市空间生产的一种形式。这是“擅自占地者”(即没有权利的居民)通过政治组织集体生产城市权的一种方式。非正规性不应像对城市权的发展学解释认为的那样成为实现城市权的道路之上的障碍。后者认为这反映了政府职能的失败,即政府无力控制和识别城市权,从而保障城市权。它反映了住房政策的结构性失败以及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缺乏令人满意的监管。它的失败恰恰在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并且它衡量了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城市权利的能力已经丧失。南非共和国应通过巩固“擅自占地者的权利”,承认非正规社区在赋予城市权方面的社会功能,而不是延续从种族隔离时期继承的强迫驱逐的高压的传统(1954年防止非法占地法案),也不应致力于通过驱逐非正规社区居民建立“无棚屋城市”(根据时任总统Thabo Mbeki在2001年发表的讲话,以及国家住房部门的主要目标)。

31Marie Huchzermeyer的主要目标是要根据城市土地的使用价值来确定城市权Harvey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都有被提及),这与对城市权的新自由主义解读相反。她还提醒我们,城市的产生有时是反对某些城市居民的(例如,反对“ 擅自占地者”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与此同时有利于其他某些人从中获益(占有资本并剥削地租的投资者和拥有被神圣化的投机的权利的土地所有者)。但是,她的作品同时也涉及呼吁国家承认这些非正规性形式的城市生产方式的合法性,以便巩固这些社区;这是她的论点中最微妙的一点,因为它使我们回溯争取积极权利的抗争,但是这一方向可能会削弱城市权的革命性的基础。因此她的研究站在重读列斐伏尔的唤醒了拉丁美洲城市大众的社区的创造力的文本,与反思国家在南方世界城市中的作用,以及更新从激进的角度关于自我生产的辩论等几重新趋势之间的十字路口。她的研究考虑了一个模棱两可的中间立场:并不将获得城市权本身视为终极目的,但争取这些权利的斗争被视为迈向解放的可能步骤,尤其这对它致力于的政治进程有效。根据Marie Huchzermeyer,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恢复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积极权利的重要性(Huchzermeyer,2018)。这一构想反映了Huchzermeyer自己也与之有联系的Abahlali BaseMjondolo社会运动中的斗争策略(参见插页2)。

32南非的情况有利于这种一定程度上非正统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列斐伏尔所启发的地理学的发展并有助于重新诠释城市权。在南非城市权的概念一直保持着其潜在的或激进的批判态度尚未被纳入公共政策当中。决策者更喜欢空间正义的概念(例如《 2030年国家发展计划》第8章,第277页),因为它与城市去隔离化(urban desegregation)更好地产生共鸣,并且与后种族隔离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契约的背景下对社会和经济权利的承认相一致。因此,激进的社会运动和与之相联系的学者可以充分利用城市权的概念。而且,他们将更愿意理解到权利的概念涉及种族隔离之后的有关补偿和再分配的政治项目。由于城市政策是殖民时期社会隔离和种族隔离的关键之一,因此城市权的概念在公共辩论中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因此,自1970年至1980年以来,以城市为策源地的解放运动就已经发展了他们对城市相关议题的要求,而1996年宪法包含了非常进步的权利法案,其中包含了有关城市的部分,这可以为当前的社会斗争提供支持。

插文2. Abahlali BaseMjondolo南非):政治斗争还是法律斗争

Abahlali BaseMjondolo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赞成有活力的共产主义living communism。该运动诞生于KwaZulu-Natal,目前在全国开展。在祖鲁语中,“ abahlali”是指居民,“ mjondolo”是指棚户区,两者合起来可以翻译为“棚户区居民”。该运动利用了城市权的概念,强调了其对住房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保障等方面的主张。它提倡公共权力行使其征用私有土地的权利,从而肯定其社会价值并实现其去商品化。它的官方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尝试创建一系列有联系的公社”从而自下而上重建共有财产(Commons)。这是一个与大众的教育项目相联系(Abahlali baseMjondolo大学)并通过研讨会传播城市权概念的大众的运动,它以Lefebvre主义的角度看待城市,通过集体生产空间的构想,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

然而该运动仍然以务实的方式整合战术。它不否定加强合法权利的想法,也不反对法律斗争。它组织土地占领(例如Macassar村,开普敦希望在2009年世界杯前及时拆除的一个街区),占领公共和私人建筑物,以及空置的公共空间(请参阅在开普敦关于2010年世界杯的运动)。它开展运动来反对对居民的驱逐,反对警察暴力和反对ANC(该运动的一些成员被杀)。运动还闹到了法院(Huchzermeyer 2011)。 2009年,该运动将KwaZulu-Natal省政府告上法庭,认为其出台的“贫民窟法”违宪从而对其提出质疑。该案在一审中败诉,但2009年5月14日,Abahlali向宪法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提起上诉,2009年10月14日,法院作出偏向Abahlali的判决,宣布KwaZulu-Natal2008/9消除贫民窟和预防其重现法案违宪。

根据伯金肖(Birkinshaw),2007年

  • 6 DALVAA项目(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重新思考城市权)一直是这项研究的框架,该研究框架开启了有关城市权的文献与全球南方8个城市的经验性研究之间的对话。 该项目由巴黎城市紧急计划(Emergen (...)

33这样,南非的例子反应了当代混合性的关于城市权(right to the city)的讨论的复杂性,而这一讨论从城市权在南方世界的实现开始,与都市权利(urban rights)相关。其结果是一场在城市研究中关于列斐伏尔对于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所持立场的讨论(Huchzermeyer,2018)。其目的确实是有关城市权概念的使用的争论,以及在革命性的议程和改良主义“道路”之间的张力。Huchzermeyer的分析间接地讨论了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问题可能非常地有南非特色,但在其他非洲城市和南方世界也产生很强的共鸣。因此,后者似乎为涉及政治解放与授予城市权利之间关系的另一种程序性批评开辟了新的角度。与此相关,我们在最近的一项研究计划中试图通过探索“实际的城市权”这一概念开启新的角度,以质疑这些承认权利的过程的政治影响。6

都市权利与“实际的城市权”:一条新的批判路径?

34当前在南非城市权问题上的争论驱使我们超越在新马克思主义处理城市权方法中占主导地位的二元的权利观念。这些方法倾向于将国家(作为权利的托管人)与城市居民(与权力斗争,试图夺取权力)相对立,并将城市权解读为一项革命性的计划。与其他地方相比,在南方国家城市中,城市居民的生活确实更具有非正规性以及社会和经济不稳定。因此,对于许多城市居民来说国家得认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国家的认可通常涉及规范和授予能够改变其与空间的关系的城市权的过程。这可能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合法安装电力供应(Pilo',2017),居民的失所(Spire 等人,2017)或对贸易商的驱逐,这些均作为城市更新过程的一部分(Morange和Quentin,2017 )。所有这些过程都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例如,调整了他们与城市服务的关系,将他们放在公共市场上,或为他们在城市外围的中产阶级公寓为他们提供住房(Planel 和 Bridonneau,2017)。这些过程隐含国家垂直性地授予权利的过程,通常与重新组织空间秩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Morange和Spire,2017年)。对于这些政策,考虑到全球南方的城市居民并不总能够与国家对抗显得尤其重要(尤其是在镇压或专制的情况下),而这一状况限制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二元论对处理政治赋权问题的贡献。

35一种新的批评性方案是考虑为争取城市权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作为其成果的授权过程所打开的政治赋权的机会。这将强调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并将重点放在两者相互动的时间和空间上,在这一些时空点上,人们谈判并建立城市权,而这将引起同时具有解放与异化两种作用的维度之间的张力。我们建议研究“实际的城市权”(Morange 和 Spire,2017)。这一些新的城市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们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他们重塑了城市居民的行为和社会空间秩序,除此之外,他们影响着城市居民将在城市中创造他们的空间的想法。例如,授予在市内街边集市上的工作许可所涉及的包括对物质性的城市空间的使用权和具有一定安全稳定性的工作权(而非城市中的非正规性),以及一种政治和社会身份的建立,即街头贸易商。此外,“实际的城市权”是建立在公共行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政府行为者的行为)和城市居民的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之下的;而这些权利记录在城市居民的生活中,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将其使用。然而,“实际的城市权”并不是政治上正式化了的直接和开放的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果。

36因此,采用这一探索性概念,我们必须考虑与政治认可的各种形式相关的社会,政治和空间规范的产生过程。这些规范在话语中得到明确表达,并在日常实践中表现出来,超出政治主张的范畴或与其并行不悖。这种分析角度使我们反思赋权的困难。实际上,通过承认即使受到一定限制的城市权,许多城市居民也被选择性地纳入了社会与空间的重新排序过程,从而塑造他们的欲望并增强他们的抗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新自由主义政策(驱逐,都市改造,城市营销,商业和住宅绅士化等)确定的空间秩序开始了城市居民与其角力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他们的行为受到治理,城市居民试验性地发挥要么适应要么挑战这种空间秩序的潜力。从“实际的城市权”这一概念的角度出发思考城市居民与这一新的城市秩序之间的关系,引导我们认识城市居民的日常经验,而这一经验促成人们对其在城市中的位置的规范性概念,以及能够和必须构成城市,空间,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各种因素的形成(Morange等人2018)。正是通过他们在城市空间中的实践,所有城市居民都经历了社会排斥,降级,边缘化的过程,但是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这种经历最终以政治和社会包容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及对他们部分的当地公民身份的认定。而这种部分的公民身份其内容尚且难以解释,但我们迫切地需要揭示其内涵。

37我们确实也可以在北方世界观察到所有这些过程。然而,我们基于在南方进行的不同案例研究提出这一些问题;在南方世界,权利,承认和非正规性问题似乎尤其显著。因此,我们回顾南北之间在对城市权的解释和使用上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一观念渗透入这些不同社会背景的方式有关;这种差异,较之南北世界不可忽视的特殊性,更多地反映在经久不休的辩论中。确实,南方世界的城市并未显著地更新城市权的概念。但是,它们可能会导致视角的转变,尤其是从非正规性的概念出发。这表明,"南方视角 "对城市研究的理论贡献不一定在于根据南方城市的所谓特殊性重新改造关键概念或创造新的概念,而是在于南方城市促使我们转变对南北方城市共有的问题的分析视角。

结论

38城市权概念的成功与该概念既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又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的混合特征有关。这解释了该概念之所以能自上而下在不同学科,学术领域,社会活动家圈子以及公共行为者中引起共鸣。这种多义性很可能造成不相容的理论方法之间难以对话,也许加剧了对城市权的正统的与异质的理解之间的科学性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辩。辩论的领域很多,且结构上也不能产生较为统一的讨论。

39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讨论部分是围绕南北世界之间在制度上和理论上的分歧而进行的,在这些讨论中,洲际和区域之间的观点理念的传播的强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城市权的不同解释部分受到政治和学术背景的影响,部分来自国家层面,部分来自国际层面,而国际层面的影响与观点理念的流动紧密相关。因此,根据不同的背景,此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并在不同的政治的或批判性项目上发挥作用,这些项​​目主要基于已有的范式和辩论,并基于希望渴望控制和界定辩论的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之间显著的不对称权力关系。这些对城市权的不同的解释和更改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值得进一步探究。

40在本文中,我们尚且不能探讨城市权概念的翻译或传播的所有方面和所带来的所有影响;我们离这一终极目标还差得很远。本文的目地是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出发,阐明该概念对南方世界的相关辩论领域的结构性的影响。本文揭示了两个要点。首先,它确定了南北分歧在这一领域的构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存在一种接近列斐伏尔的“正统”新马克思主义方法,主要以西欧和北美的城市为例。这一传统优先考虑价值和私有财产的问题但有时较不重视对城市作为“作品” (Oeuvre)的权利而这是列斐伏尔所重视的。另一传统注重以发展学的方法处理南方世界问题,这就转向了城市融合,政治参与和地方民主,或者一些基本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等问题。然而,超越这种很大程度上继承而来的分歧之外,非洲的问题促使我们考虑架在这些不同世界之间的分析的桥梁。如果这一情况属实,即非洲城市中非正式城市居民的生活促使我们考察国家的选择性承认和赋予权利给某些公民的过程,以质疑赋权与政治异化之间的拉锯,那么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也出现在北方世界。在分析非洲对城市权概念的运用时,我们必须强调该概念的规范性,并制定“实际的城市权”的研究框架指导研究。在关于城市权的辩论中这仅是一个微小的转变,但是我们提出这一概念以期通过批判性地处理日常生活的政治方面来帮助消除南北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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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在1968年5月之后,随着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兴起(Busquet 2013),我们见证了“城市”话语的政治化以及伴随着的关于政治赋权的讨论,有关对“邻近”(vicinity),“当地(the local)”的感受,对人的经验的评估。阿兰·图兰(Alain Touraine,1978年)从反资本主义以及与“生活质量”有关的城市斗争的兴起中看到了劳工运动的死亡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另一方面,曼努埃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1983)认为这种“城市社会运动”是“阶级斗争的城市化”的表征,因为它可能带有对政治权力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力批评。

2 该研究小组是在“柏林墙倒塌”的二十周年之际在柏林成立的,也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访问东柏林的二十周年纪念。 它的建立得益于三位对于英语世界的激进的城市研究举足轻重的人物:赫伯特的儿子Peter Marcuse, Neil Brenner和Margit Mayer。 二十年后,赫伯特·马尔库塞唤起了国家的干预主义传统(尤其是住房的商品化)和社会主义集团中民主化的需要,并为在威权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外寻找别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3 2018年,该协会网络遍布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的32个国家,致力于为贫困社区的居民发声。

4 这个在研究和发展领域的由非正式工人和专业人士的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网络,致力于提倡非正规经济中妇女的权利。

5 在全球北方也有倡导这一权利的运动(例如欧洲城市的城市权宪章),再加上例如法国的“城市的政治”(“ Politique de la Ville”),但这主要反映了在各级别政府之间提升级别的重新校准的活力。 这是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相竞争时展示其角色的一种方式(例如,在法国关于为社会住房和住房权利提供资金的问题)。

6 DALVAA项目(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重新思考城市权)一直是这项研究的框架,该研究框架开启了有关城市权的文献与全球南方8个城市的经验性研究之间的对话。 该项目由巴黎城市紧急计划(Emergences de la Ville de Paris2014-2018年)资助。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dalvaa.hypothes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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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citer cet article

Référence électronique

Marianne Morange et Amandine Spire, Marianne Morange et Amandine Spire, « 非洲视角下全球南方的城市权 », Cybergeo : European Journal of Geography [En ligne], Espace, Société, Territoire, document 895, mis en ligne le 05 mai 2021, consulté le 18 juin 2021. URL :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cybergeo/36799 ; DOI : https://doi.org/10.4000/cybergeo.3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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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eurs

Marianne Morange et Amandine Spire

Marianne Morange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HDR
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UMR CESSMA, France
marianne.morange@univ-paris-diderot.fr

Amandine Spire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UMR CESSMA, France
amandine.spire@univ-paris-diderot.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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