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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的符号意义观

Baudrillard's View on Sign and Meaning
Jin Ma

Résumés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作为法国思想界重要的标杆性人物之一,其理论研究和文化视角一直是学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国内外学界普遍认同,符号在鲍德里亚思想中始终充当着具有理论张力的核心问题。对于他早期关于物体系和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思想,许多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分析;对于他后期关于拟真、拟像和超真实的符号观点,多数学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社会文化、电视媒体、网络媒介等领域的理论应用。在研究鲍德里亚与符号的相遇时,关于鲍德里亚长期以符号为基点的意义研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而且对鲍德里亚意义观的理论根基及其脉络发展也没有形成一个全面连贯的分析。
本文主要从鲍德里亚对消费品的探讨、对符号学的批判和对拟真的研究来梳理他对待符号及其意义问题的观点和立场,明晰三个部分在意义问题上的理论承接关系。通过对消费品的探讨,他形成了物品意义的结构观;通过对符号学的批判,他拆解了能指和所指的符号结构,突出了能指的优势地位,意义不过是符码操控下的能指效果;通过对拟真的探讨,他揭示出符码操控下的能指结构游戏,意义在这一游戏中是不确定的。最后,本文会把鲍德里亚的符号意义观与语言符号研究的大背景关联起来进行思考,阐明他对意义问题的贡献可以在后结构主义背景中得到充分理解,这些批判实践都寻求在结构诠释的机制中去除符号结构。此外,我们也要认识到尽管鲍德里亚攻击了欧陆符号学传统,但不可否认他还是坚守了某些预设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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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e intégral

1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作为法国思想界重要的标杆性人物之一,其理论研究和文化视角一直是学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国内外学界普遍认同,符号在鲍德里亚思想中始终充当着具有理论张力的核心问题。对于他早期关于物体系和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思想,许多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分析;对于他后期关于拟真、拟像和超真实的符号观点,多数学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社会文化、电视媒体、网络媒介等领域的理论应用。在研究鲍德里亚与符号的相遇时,关于鲍德里亚长期以符号为基点的意义研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而且对鲍德里亚意义观的理论根基及其脉络发展也没有形成一个全面连贯的分析。

2本文主要从鲍德里亚对消费品的探讨、对符号学的批判和对拟真的研究来梳理他对待符号及其意义问题的观点和立场,明晰三个部分在意义问题上的理论承接关系。通过对消费品的探讨,他形成了物品意义的结构观;通过对符号学的批判,他拆解了能指和所指的符号结构,突出了能指的优势地位,意义不过是符码操控下的能指效果;通过对拟真的探讨,他揭示出符码操控下的能指结构游戏,意义在这一游戏中是不确定的。最后,本文会把鲍德里亚的符号意义观与语言符号研究的大背景关联起来进行思考,阐明他对意义问题的贡献可以在后结构主义背景中得到充分理解,这些批判实践都寻求在结构诠释的机制中去除符号结构。此外,我们也要认识到尽管鲍德里亚攻击了欧陆符号学传统,但不可否认他还是坚守了某些预设和准则。

消费品:意义的结构观

  • 1  有必要指出,鲍德里亚所使用的符号学,是以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格雷马斯和早期巴特为代表的欧陆符号学(semiology),该传统表现出与语言中心论和结构主义方法的一致性。
  • 2  Jean Baudrillard, Le système des objets, Gallimard, 1968, p. 277.

3鲍德里亚对意义问题的思考始于他运用符号学观点对日常物品进行研究。1从符号学角度来讲,消费中的物品具有三个特点:一,物质的和功能的物品在消费过程中成为抽象符号;二,物品-符号形成整体的符号系统;三,物品-符号的意义即“价值/符号(la valeur/signe)”,取决于系统中与其他物品-符号的差异关系。“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外在于它仅作为意指的关系——它与这种具体关系之间是一种任意的和不一致的关系,而它在与所有其他物品-符号之间的抽象系统化关系中获得一致性和意义……它被消费——从不是在物质性中,而是在差异中。”2

  • 3  Roland Barthes, Elements of Semiology, trans. Annette Lavers & Colin Smith, Hill and Wang, 1967, p (...)
  • 4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 publié par Charles Bally et Albert Séchehaye (...)
  • 5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 p. 162/163.

4鲍德里亚对物品的意义进行分析的方式,主要得益于符号学中的价值问题。巴特(Roland Barthes)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区分了意指(signification)和价值(value)两个概念:意指依赖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符号被作为能指与所指之统一体来看待;价值取决于符号和整体系统中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被放到整个系统中来看待。3 符号的意义是意指和价值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经过意指与价值的双重制约符号意义的确定性才是可能的。事实上,符号学对价值的探讨主要来自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的价值理论。索绪尔用一张纸作比喻来说意指与价值这一双重现象:把纸切分为几份时,我们一方面得到了不同的纸片(A,B,C),每一片相对于其他纸片都有一个价值;另一方面,每张纸片都有正反两面,二者被同时切分(A—A’,B—B’,C—C’),这便是意指。4 因此,意指和价值是关于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分析角度。“概念没有初始的东西,它不过是一个价值,取决于它与其他相似价值的关系;没有这些价值,意指也不会存在。”5 索绪尔之所以提出价值问题,目的在于不能孤立地看待符号的意义问题,应该突出符号的系统性,在互相依赖的整体关系中对它加以分析。此外,价值问题还有助于说明符号的意义不是预先给定的观念而是处于结构和关系中:意义与能指的内在属性或对客观事物的指涉毫不相关;意义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在系统中通过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差异而确定。

  • 6  Jean Baudrillard, Le système des objets, p. 276.
  • 7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Gallimard, 1972, pp. 60, 64, (...)
  • 8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 76.

5受上述语言符号学观点的影响,鲍德里亚认为,消费品犹如语言符号,其意义不是给定的功能或用途,而是在系统中与其他物品的差异关系。物品的实用功能被隐没,物品成为具有文化属性的纯粹符号,物品的意义就是物品作为符号在系统关系中衍生出的价值。相应地,消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对物品的占有、使用和消耗,而是“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6 对于鲍德里亚来说,物体系相当于一个组织化的符号系统,消费相当于一种语言结构。首先,消费体现了语言结构的关系理性。物品转化为符号形成抽象的符号系统(物体系等同于语言系统),物品像语言符号一样摒弃其实用功能的物理痕迹(物品等同于语言符号),其意义取决于系统中符号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差异关系(物品的意义生产机制等同于语言符号的意义生产机制),后一点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逻辑(la logique de la consommation),又被他称为“符号逻辑”、“意指逻辑”、“差异逻辑”等。7 其次,消费不仅仅是系统内部作为意指和差异的运作逻辑,它还是社会地位区分逻辑和符码结构。鲍德里亚认为,语言作为社会规约系统先于个体,是一种交换结构。这一结构同时在两个方面受制于区分逻辑:“1这一结构把人类交换的语词区分成社会性的,而非个体性的,既有区别又通过交换规则联系在一起。2这一结构把交换材料区分成区别性和意指性的元素。”8 消费的交换结构也是如此:物品作为交换材料被剔除实用的物理属性,成为具有区别性和意指性的符号;物品被区分为社会性而非个体性,依据社会地位符码结构运作。消费品本身并没有意义,是社会区分逻辑利用消费品之间细微的差别赋予其区分性意义,并把社会地位结构(涉及到知识、权力、文化等)投射到消费品的区分性意义上。

  • 9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 77.

6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意义从不是在一个作为自律、意识的先验主体和一个根据理性目的被生产的客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产生,而是在符码的系统化差异中……在社会关系赖以建立的区分结构中。”9 鲍德里亚的消费品研究不仅阐明了意义的结构观,即消费品的意义既与物品自身属性无关亦与消费个体无关,关键在于结构内部的差异关系和社会符码规则,而且为他后来讨论符码结构在拟真阶段占主导之势埋下伏笔。

符号学批判:能指优势

  • 10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p.113.

7鲍德里亚早期对消费品的研究形成了极具结构主义色彩的消费品意义观。但是,由于结构主义本身的缺陷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咄咄逼人,鲍德里亚很快转向了对符号学的批判,尤其是对意指方式即意义生产机制的批判。“符号的区分总是通过符号的整体化和符号系统的形式自律实现……这种抽象的整体化使符号可以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就是说,建立真实区别和权力秩序,使其永恒。”10

  • 11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 pp. 97-9/100-2.
  • 12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

8根据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每一个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即音响形象和所指即概念组成的双面心理实体,符号是能指和所指合二为一的整体结构。11 能指不是物质的声音而是有意义的心理印记,所指是抽象的心理概念。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天然或必然的内在联系,是任意性的关系。结构主义意义观相比于语言学转向之前的传统意义观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和批判性。正如伊格尔顿所言,“结构主义者注重人类意义的‘构造性’,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12 传统意义观植根于西方本质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深信事物具有真正的本质,一个能够赋予所有其他符号以意义的终极词语。本源、物质、实在、真理、上帝、理念、精神等等都曾在不同时期被赋予过这种先验能力。顺应这种理路,传统意义观认为,语言是再现本质的最佳工具,语言符号能够反映真实世界的客体或表达主体内心的经验,意义是某种内在的固有的本质。显然,结构主义所坚持的相对性观点与这种本质主义语言观相左,威胁到意义的本质或内在这些概念的独立性和主导地位。符号的意义既非个人的经验亦非圣贤规定的用法,既不是来自客观的实在也不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孤立、自足的思想。意义仅仅是结构或意指系统的产物,是在与其他符号的相互关系中确定的,是由约定俗成的社会习规建构出来的。结构主义意义观赋予结构以突出地位,视结构为普遍有效的逻辑规范,语言结构不仅先在于客观实在而且决定主观思维模式,它在悬挂真实客体的同时也悬挂了人类主体,其后果就是把指涉物和一切外在的社会历史语境排除在外,同时实现对主体的去中心化。

9然而,成也结构,败也结构。鲍德里亚在结构主义意义观中发现了一丝传统形而上学的痕迹。虽然结构主义意义理论否定了意义是某种独立的、自足的、先验的所指,但是它却延续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二分法,形成了一系列等级二元的对立范畴,诸如现代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表达与内容,等等。而且,结构主义意义理论赋予结构以先验能力,使之成为整个思想体系的支点和基石。在某种程度上说,结构主义的观点暗示出在结构之外有一个确定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符号学意义(价值)生产方式的合法性前提,同时为意义确定性提供了保证。根据鲍德里亚的分析,他对结构的认识从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他称为符号结构,产生的是意指价值;一个是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或能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他称为符码结构,产生的是结构价值。鲍德里亚逻辑地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结构正是建立在这两个维度的一致性基础上,而他批判符号学的目的就是要拆解结构,破坏两个维度的一致性,从而质疑符号学的意义生产机制。

  • 13  钱德勒指出,当代符号学普遍认同索绪尔的二分符号模型,但是比起索绪尔的观点,能指已经有物质化的趋势,通常被解释为可视、可听、可触、可嗅和可尝的“符号的物质或物理形式”。参见Daniel Chandl (...)
  • 14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p. 180-1.
  • 15 本维尼斯特认为,索绪尔的任意性观点暗用了第三个关系项即事物本身,因此他从心理层面重新诠释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任意性不在能指和所指之间,而在符号和符号所指涉的事物即指涉物之间;能指和所指二者共生同存, (...)
  • 16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 185.
  • 17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p. 183-4.

10就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而言,鲍德里亚不同于索绪尔,他并不把语言符号看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而是把能指看成物质或物理的材料,把符号看成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中介物,符号是一个先切分出能指和所指然后再将二者结合起来的二元结构。13 在他看来,符号学的策略是把能指形式化和抽象化为所指,切分出能指和所指,“赋予自身以圆满的、确定的、合理的、可交换的价值”,然后“假设此能指和此所指之间具有对等关系”,消除所有不确定因素,保证确定的符号意义。14 就符号和指涉物的关系而言,鲍德里亚并不是倒退式地把外在的客观实在又拉回到符号结构的讨论中,而是根据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提出的能指和所指的必然性观点、符号和指涉物的任意性观点15,来说明本氏所说的指涉物不是客观现实的指涉物,而是心理的对象,和所指一样受符号结构的控制,是符号的“对等、抽象、随意和切分逻辑”建构出来的。16符号和指涉物的分离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虚构,所指/指涉物都是能指的投射,“切分并没有发生在符号和‘真实’的指涉物之间。它发生在作为形式的能指,和处于另一边共同作为内容的所指和指涉物之间,一个是思想的内容,另一个是实在的内容(更确切地说是感知的内容),在能指的影响下。”17 鲍德里亚试图表明,符号学中能指和所指/指涉物的区分仅仅是在形而上层面被抽象为形式和内容的对立。符号结构掩盖了能指在意义生产方式中的优势地位:在符号结构中,内容(所指/指涉物)的形而上特权掩盖了形式(能指)的决定性特权,形式方面的能指是整个符号系统的结构规则,内容方面的所指/指涉物不过是形式方面的抽象、附属和迂回。

拟真:能指游戏

11通过对符号结构的批判,鲍德里亚形成了对意义问题的理解和基本立场。事实上,鲍德里亚的意义观与符号学的大前提是一致的,即意义不是预先给定的观念,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分歧则在于符号结构问题,符号学认为符号结构是稳定的统一体,而鲍德里亚则是拆解这一结构,指出能指对于游离的所指来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所指意义仅仅是符码结构操作下的能指效果。诚然,鲍德里亚的批判暴露了符号结构的形而上二分以及能指优势,但是就意义作为能指效果在符号结构中何去何从,鲍德里亚在批判中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

  • 18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Galilée, 1981, p.17.
  • 19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Galilée, 1981, p.16.

12后来,在对符号文化的整体分析中,鲍德里亚把意义问题的思考放入形象(image)和真实之间的演变过程中,描述了形象的四个连续阶段:“1 它反映深度/基本实在;2 它遮蔽并歪曲基本实在;3 它遮蔽基本实在的缺席;4 它与任何实在无关:只是自己纯粹的拟像。”18 一开始,形象是真实的反映;后来形象遮蔽了真实;再来,真实早就不存在了,形象却掩饰了它的不存在,使人以为形象背后还有一个真实;最后,形象成了彻底的拟像(simulacrum),一个与真实完全无关,没有本源的符号,它既不在乎真实是什么,也不关心真实是否存在。最后这个阶段就是拟真(simulation),一切皆为拟像,毫无任何真实可言。拟真“不是非真实,而是拟像,即绝不再与什么真实相交换,而只是与其自身相交换,处于既无指涉亦无边界的永无止境的循环中。”19 鲍德里亚看似描述了一段真实渐渐退隐的历史,实则说明的是真实与形象之间的多重关系,形象、媒介、数码、符号甚至语言符号都是与真实有关的经验,经验以外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真实从来都不存在,那么就意义问题而言,确定的意义从来都不存在。

  • 20  Jean Baudrillard,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Gallimard, 1976, p. 19.

13拟真所反映出的意义问题标志着鲍德里亚的视角从能指和所指的结构关系延伸到能指和能指的结构关系。所谓拟真,“拟”有虚拟、构造和生产的意思,“真”则表示真实或意义。拟真意味着能指和所指的符号结构内爆,意义只是符码操控下的能指游戏——能指与能指之间不断的转换。根据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意指方式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能指和所指的同时性连结,一个是在系统中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符号所占据的结构位置,两个条件对于意义的确定性来说缺一不可。如果说鲍德里亚对符号学的批判质疑了第一个条件,用能指优势割断了能指和所指的纽带,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意义的确定性,那么拟真就是针对第二个条件,使能指和能指根据一定的结构关系相互替换,意义总是处于从能指到能指的结构游戏中,“确定性消亡了,不确定性成为主宰。”20

  • 21  Jean Baudrillard,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 87.
  • 22  Jean Baudrillard,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p.112-4.

14拟真作为能指的结构游戏,首要问题是符码(code),即基本符号单元和各符号联结的规则系统。鲍德里亚认为,符码具有优先性,决定着意义的构成,各种符号形式“是从模型这个生成核心衍射出来的”,与符码之外的功能或目的没有任何关系,符码代替了一切可能的指涉物。21 在他的论述中,符码通过细节、重叠、系列、模型四种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和生产意义:1符号可以被分解为自身的各种细节,比如纵聚合的屈折变化,或者横组合的平面化和线性化;2符号在自身细节上进行分裂与重叠的游戏从而形成嵌套结构(en abyme),即能指无限地自我反射,所指仅是符号的自反形态;3横组合维度和纵聚合维度都被废除,既无形式的屈折变化亦无内在的自我反射,只有系列形式,即同一的相邻性(contiguité);4真正的生成方式——二元性(binarité)或数字化(digitalité),一切都变成0和1之间的二进制系统,它是两项之间极小的差距和变化,为意义虚构和价值生产提供了有效的最小公范式。22

  • 23  Daniel Chandler, Semiotics: The Basics, p. 228.
  • 24  Jean Baudrillard,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p. 21, 108.
  • 25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 pp. 170-5/170-6.
  • 26  Jean Baudrillard,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 92.

15鲍德里亚所说的符码操作,我们可以在符号学中找到区分性对立和对比替换两大原则与之对应。首先,数字化接近于符号学中的区分性对立,与该原则直接相关的是能指的双层分节(double articulation)问题。双层分节属于符号学编码,可以从两个抽象结构层面上分析:第一层分节,系统由最小的意义单位构成,比如语言中的义素或语词,这些意义单位是完整的符号,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能指和所指;第二层分节,符号学编码区分出最小的功能单位,比如语言单位或书写单位,这些区分性单位不是符号,本身没有意义但却有价值,它们必须依赖符码的第一分节组合成有意义的符号。23 鲍德里亚意图说明符码的区分逻辑在能指的两个抽象结构上发挥作用,其一,符码把能指抽象为第二分节的区分性单位保证了价值的生成,其二,符码把能指抽象为能指和所指的区分性对立符号结构保证了意义的生成,后一点鲍德里亚已经在符号学批判中指出这一结构是能指占优势地位,所指只是能指的效果,因此等级二元的区分不过是一种策略性幻觉。其次,鲍德里亚把替换(substitution)和对比替换(commutation)作为符码统治的典型原则,这是从能指与能指的关系上来展开的。24 根据索绪尔的论述,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展开:横组合层面体现为语言单位之间连续的线性关系,纵聚合层面体现为有某种共同点的诸多要素在人的记忆中互相联系的集合关系,其中每一个层面都会产生一定的价值秩序。25 替换是纵聚合体联想关系的操作方式,对比替换原本是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用来研究在能指面上人为地造成改变以观察这种改变是否在所指面上引起相应的变化,鲍德里亚则借用来表示改变能指的操作方式。在鲍德里亚看来,能指在横组合和纵聚合双轴上进行着无限的、随机的相互替代和替换游戏,所指仅仅是作为结构关系价值臣服于能指游戏。26

  • 27  Jean Baudrillard,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 58.

16到这里,鲍德里亚的意义观已经非常清晰:基于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已经完全断裂,能指成为漂浮的能指,互相自我指涉围绕自身旋转,“嵌套式地”接近无处可寻的终极所指,意义在这种能指与能指的内部交换和循环中延宕和缺失。如果说符号学的批判模糊了等级二元之间的分界线,瓦解了它们之间潜在的抽象对立关系,那么拟真研究则揭示出意义总是处于能指的结构游戏中,每个概念都打上其他概念的烙印,意义总是处于不确定的过程中。鲍德里亚宣称,“正是词项的这种不确定性(indétermination),正是辩证的对立被中和为纯粹的结构交替,给危机现实带来了不确定(incertitude)的特有效果。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拟像效果——任何来自符码系统化运转的东西都有这一特征——只不过所有人都在尽力用阴谋论清除它。”27

对鲍德里亚意义观的几点思考

17毋庸置疑,鲍德里亚的意义观是反结构主义的立场,这从他对符号学的批判和对拟真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端倪。结构主义视结构为普遍有效的逻辑规范,强调意义的确定性来自于稳定的结构;鲍德里亚则打破能指和所指的结构,用能指的自由游戏来抗衡具有先验能力的终极所指。鲍德里亚意义观所引发的思考在于,如果说任何先验的意义都是虚构,任何概念都无法摆脱符号能指游戏,那么某些被赋予优先地位或特权结构的思想和话语就不堪一击。他的这一研究立场与法国人文科学领域的后结构主义是一致的,尤其体现在意义作为差异游戏、能指优势和文本网络等方面。能指层和所指层除了依赖各自系统的差异关系之外,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建立在差异之上,于是在这两种异质性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的推延,一种在场和缺席之间的符号功能。符号系统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犹如一张无边无际的网络,意义在被构成的同时又被取消,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突出符号能指的优先地位。如果符号的能指地位被肯定,那么通过能指的不断替代就会产生所指领域,意义就只能散布在能指链条上。能指不可能有确定的所指,因为能指不断转变为所指,所指又不断转变为能指,意义总是处于能指到能指的无休止的传递过程中。这些观点暗示了,符号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而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在这里,诸文本可以生产带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意义链条,同时还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读法和解释,因此文本不仅对业已存在的意指系统提出质疑,甚至通过随时更新成为摧毁意指系统的手段。

18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鲍德里亚的意义观与结构主义意义观仍然具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二者都悬挂非语言的实在和先验主体,都是在形式主义视域中反对传统意义观的尝试,只不过如前所述二者的研究进路不同而已。受索绪尔语言学悬挂指涉物的影响,结构主义悬挂语言之外的一切社会历史语境,认为具有普遍性的深层结构可以超越任何特定文化铭刻在集体意识中,这种形式主义观显然是非历史主义的。鲍德里亚的意义观也具有相似的情况,他强调纯粹的形式游戏压倒内容,把符号的形式和效果完全从社会历史语境中抽离。鲍德里亚没有从经验或历史的角度介入,也没有分析一些具体的语言文本,更没有从文化诠释角度谈论意义问题,因此,他对意义问题的思考仍旧囿于抽象的理论层面。

19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鲍德里亚意义观所具有的批判力量。如果我们能够把握鲍德里亚对符号意义的基本态度,那么他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诸如迪斯尼乐园、主题公园、购物中心、电视媒体等等所做出的分析就很容易理解,因为一切都可以被视为符号,而符号背后关于意义的立场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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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有必要指出,鲍德里亚所使用的符号学,是以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格雷马斯和早期巴特为代表的欧陆符号学(semiology),该传统表现出与语言中心论和结构主义方法的一致性。

2  Jean Baudrillard, Le système des objets, Gallimard, 1968, p. 277.

3  Roland Barthes, Elements of Semiology, trans. Annette Lavers & Colin Smith, Hill and Wang, 1967, pp. 48-56.

4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 publié par Charles Bally et Albert Séchehay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Albert Riedlinger, Payot & Rivages, 1995, pp. 159-162/160-3. 汉译本参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85。文中引用如无特殊声明,则用“/”表明法文本和汉译本的页码,前为法文页码后为中文页码。

5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 p. 162/163.

6  Jean Baudrillard, Le système des objets, p. 276.

7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Gallimard, 1972, pp. 60, 64, 68.

8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 76.

9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 77.

10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p.113.

11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 pp. 97-9/100-2.

12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93.

13  钱德勒指出,当代符号学普遍认同索绪尔的二分符号模型,但是比起索绪尔的观点,能指已经有物质化的趋势,通常被解释为可视、可听、可触、可嗅和可尝的“符号的物质或物理形式”。参见Daniel Chandler, Semiotics: The Basics, Routledge, 2002, pp. 18-9. 此外,鲍德里亚的这一立场很大程度上受到巴特观点的影响。巴特认为,语言是分节(articulation)的领域,而意义首先是切分(cutting-out). 意义的产生不再被视为能指与所指的惟一关联,而是被看成同时切分的行为。参见Roland Barthes, Elements of Semiology, pp. 56-7.

14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p. 180-1.

15 本维尼斯特认为,索绪尔的任意性观点暗用了第三个关系项即事物本身,因此他从心理层面重新诠释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任意性不在能指和所指之间,而在符号和符号所指涉的事物即指涉物之间;能指和所指二者共生同存,在主体的心智中必然地联结在一起,是必然性关系。本维尼斯特把任意性关系从能指和所指之间外推至符号和指涉物之间,其目的在于突出符号的内在结构——能指和所指的内在必然性,这事实上与索绪尔强调的“一纸两面”的符号观点并无不同。参见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王东亮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82-83页。

16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 185.

17  Jean Baudrillard,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p. 183-4.

18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Galilée, 1981, p.17.

19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Galilée, 1981, p.16.

20  Jean Baudrillard,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Gallimard, 1976, p. 19.

21  Jean Baudrillard,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 87.

22  Jean Baudrillard,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p.112-4.

23  Daniel Chandler, Semiotics: The Basics, p. 228.

24  Jean Baudrillard,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p. 21, 108.

25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 pp. 170-5/170-6.

26  Jean Baudrillard,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 92.

27  Jean Baudrillard,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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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citer cet article

Référence électronique

Jin Ma, « 鲍德里亚的符号意义观 »Transtext(e)s Transcultures 跨文本跨文化 [En ligne], 6 | 2011, mis en ligne le 07 avril 2011, consulté le 01 décembre 2024. URL :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transtexts/414 ; DOI : https://doi.org/10.4000/transtexts.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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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eur

Jin Ma

马津,中国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包括批评理论,符号学和文化研究。博士论文主题为鲍德里亚思想的语言维度。
MA Jin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ritical theory, semio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She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a Ph. D paper dealing with Baudrillard’s theory of Language and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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